《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筆記與心得

繁體中文版，遠足文化(2017) 

本書作者澀澤尚子（Naoko Shibusawa）是日裔美人，目前在美國名校布朗大學歷史系任教。本書探問的是，美國民眾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對日本累積的敵意與憎恨，如何在戰後被快速轉變？

作者1964年出生於日本，但從小在美國長大。就像作者自己所言，書寫本書，與自身成長經驗有相關，她說，「對美國人而言，日本人曾是敵人，現在成了朋友，但這種關係並不穩固，即使是一個小孩也能一目了然」(頁438)。這樣的疏離感，可能是許多亞裔美國人的心聲吧？但因美日在二戰期間是敵對國，日裔美人的感受，可能又與其他亞裔不同吧？

1941年12月，日軍駕著零式戰機，橫跨太平洋轟炸珍珠港，此事件震撼美國社會，也釋放了美國人對日本人潛藏的種族仇恨。1942年，巴丹戰役美軍戰敗，近八萬盟軍向日本投降，但美國戰俘被殘酷虐待的狀況被揭露，更加強化美國人對日本人的仇恨。

1945年5月，在原子彈尚未投下日本國土之前，美國的民意調查發現，有七成的美國民眾認為日本天皇裕仁應該被處死或接受同樣嚴厲的懲罰(頁151)。當年9月，日本已投降，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決議，要求以戰犯身分審判裕仁(頁152)。決策者基於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的考量，決定保留天皇並與日本建立盟友關係。但是，美國民眾長期以來對這個東亞敵國所累積的仇視，如何配合著國際局勢的快速發展而跟著發生質變？

作者以性別觀點切入。她以「藝伎」作為隱喻，指出美國政府、軍方、主流媒體、作家與學者，藉由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文化運作，將日本「女性化」與「幼稚化」，因而重新形塑了美國人心中的日本形象。昔日張牙舞爪的野蠻侵略者，被轉化為柔弱、可愛、幼稚、令人意淫遐想的女性角色，或是思想不成熟、盲從、衝動，但積極學習、可塑性仍高的12歲男孩。美國作為統治者，則以成熟、理性、寬容、仁慈，像父親一樣的角色自居。反對種族歧視的自由派學者，也加入這個意圖帶領日本走向進化道路的文化論述運動。

媒體報導，是轉變大眾心理認知的重要機制。杜魯門總統與麥克阿瑟將軍在日本投降之時即已決定要保留裕仁。1945年9月，裕仁前去拜訪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兩人拍下歷史性合照，照片中的麥帥身材高大，肢體語言顯露著自信的隨興態度，在一旁穿著整套禮服的裕仁，則顯得瘦小而拘謹。這張照片後來被盟軍大肆宣傳，即是統治者善用媒體，展現權力關係的代表作(頁150)。

在美方決策者決定保護裕仁的政策方向已定的狀況下，美國新聞記者與作家們開始透過一系列圖文報導，將裕仁形塑成一位親切慈愛的居家男性、愛好科學研究的生物學家，以及熱愛文學與歷史的和平主義者。美化與人性化裕仁及其皇室成員的報導，從1946年初即已出現在生活雜誌、紐約時報、讀者文摘等主流媒體。

至於戰爭罪行，美國媒體將矛頭指向首相東條英機，將他描繪成一個邪惡兇殘的東亞流氓，而擁有最高決策權的裕仁實際上是戰爭的主導者，卻被描述成被一群惡勢力控制與誤導的無辜傀儡。1946年5月開始的東京大審，即在這樣的氛圍下展開。本書目的不在檢討戰爭責任，而是在檢視美國社會的「文化轉向」。作者以裕仁社會形象的轉變為例，說明媒體運作如何形塑新的社會意向，成為國家政策變化的配套。

川北友彌是另一個例子(第四章)。他是成長於美國加州的日裔美人，1939年，18歲時被父親送回日本讀書，1941年進入明治大學就讀。1943年，川北在某工廠擔任翻譯，成為該工廠數百位盟軍戰俘與日本軍人之間的通譯。戰後，川北回到美國並進入南加州大學繼續學業，但一名曾待過戰俘營的美國退伍軍人認出他，並通報聯邦調查局。1947年6月，川北被聯邦調查局逮捕，罪名是叛國。此時美國媒體煽動性的報導，已預先決定了川北有罪；法院在1948年9月裁決，判處川北死刑。作者對於法官的判決、媒體的報導，以及日裔美國人社群的反應，做了相當精彩的分析。這裡牽涉到美國人的種族歧視問題，也牽涉到美國社會對雙重國籍者國家忠誠問題的看法。此外，作者提到巴丹戰俘的經驗對美國人的心理衝擊；看到白人同胞被亞洲黃種人欺負的強烈情緒反應，與深沉的種族歧視不無關係。

作者也討論到美國私人、教會與其他民間組織因為人道、愧疚感、宗教情操等不同動機而發動的救助工作，包括戰死大兵的父母捐助的獎學金計畫、原爆孤兒領養計畫、廣島核爆受害少女赴美就醫協助計畫等等。在美蘇對立與反共氣息強烈的1950年代，原爆受害者的處境，是個牽動美國內部神經的敏感問題。行動者在推動援助工作過程中，有意無意間也使用了受害者的女性、孩童特質，成功打動美國社會的既有態度。

令我訝異的是，作者提到美國政府雖然設置原子彈傷亡處理委員會來調查原爆對人體的傷害，但卻嚴格禁止政府機構對日本原爆受害者提供任何援助，包括醫療救治，因為美國政府認為，對受害者提供援助等同於是對投放原子彈表示道歉，這是美國政府拒絕接受的(頁316-317)。這點令我訝異，且難以接受。

作者從社會文化史觀點，並使用大量文本史料，分析美國社會看待日本與日本人態度的轉變，十分精彩有趣。不過也因為細節很多，有些部分反而顯得不易閱讀。

政策宣傳、輿情形塑、民眾心理的掌控，一直是統治者治理技術的重要環節。這本書討論的是1945至1960年代的美國，雖然是媒體發達、民間組織活躍的時期，但總是遠不如當代的百家爭鳴。作者提出的分析觀點，仍適用在當前的美日政治嗎？看看川普與安倍的互動，是否仍如作者所提的，是如強勢男性與弱勢女性之間的互動？日本讀者又如何看待作者提出的觀點？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雖然本書無意檢討戰爭責任與轉型正義問題，但我們仍不禁要問，日本社會對於上一個世紀的戰爭責任，至今仍缺乏全面反省，是否美國自身利益是其中主要角色？台灣或南韓或其他國家的轉型正義，是否也仍被外部勢力所牽制？本書英文版早在2006年即已出版，至2017年繁體中文版才出版，或許也標示著轉型正義問題在東亞地區，仍是個方興未艾的研究主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