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hygiene)如何成為一門專業學科?閱讀了江東亮老師轉來的紙本論文(Locher, 2001),才首次認識這位德語區公衛發展史中的重要學者Max von Pettenkofer。這篇論文的作者是慕尼黑大學醫學史教授Wolfgang G. Locher。紙本論文上有江老師的經典紅筆註記,是有趣的閱讀經驗。以下簡要紀錄這位人物的生平與影響。
生平與貢獻
馬克斯·馮·佩滕科弗1818年出生於巴伐利亞(此時德意志帝國尚未建立)。他在1837年進入慕尼黑大學,學習醫學與藥學,然而他從未從事臨床工作,反而全心投入有機化學、生理學、生物化學等實驗研究,也研究環境因素對人體生理狀況的影響;1847年成為慕尼黑大學醫學院教授(醫學化學)、1853年升等為正教授(有機化學)。
馮·佩滕科弗被譽為科學研究的天才,在生理學與生化學領域有重要貢獻;他也投入教育,主張將衛生學納入醫學教育;在他主導下,慕尼黑大學在1879年成立「衛生研究所」(Hygiene Institute),標誌「衛生」Hygiene成為獨立的學術領域,也讓慕尼黑大學成為十九世紀後期的衛生研究重鎮。
1882年,他與內科專家Hugo W. von Ziemssen合編出版總共五冊的教科書「衛生與工業疾病手冊」(Handbuch der Hygiene und der Gewerbekrankheiten)。在他的影響下,自1882年起,所有德語區大學的醫學教育課程都強制納入衛生學課程。
19世紀中期,歐洲許多城市接連爆發霍亂流行,馮·佩滕科弗根據有機化學觀點,提出土壤腐敗物質致病論;他認為水若沒被有毒的土壤污染就不會致病。對於霍亂疫情與防治策略,馮·佩滕科弗發表著作,並翻譯為英文。他的理論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提出的疾病預防策略,包括改善都市環境、建立衛生水道系統,仍大幅降低霍亂的傳播與死亡率。他提出「醫學治理」(medical policing)概念,以經濟發展為論述,向重視商業貿易的政治人物與市民倡議衛生學與衛生治理的重要性。
對美國公衛教育的影響
馮·佩滕科弗對德語區的醫學公衛教育頗具影響力,有不少學生後來成各大醫學大學的教授;他也透過來訪學者與留學生,對其他國家的公衛制度帶來影響。
美國學者William Henry Welch曾在1884年參訪慕尼黑大學,對於馮·佩滕科弗建立的衛生研究機構大為讚嘆;Welch後來將德國衛生教育介紹給洛克斐勒基金會,促成後者於1917年捐贈成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學院,並由Welch擔任首任院長。
對日本公衛教育的影響
日本自1868年起推動明治維新,積極設置西式教育制度,並選派大量學生赴歐留學。明治政府於1872年設置公立醫學校、1877年設置全國第一所公立大學,即東京大學,設有文、理、法律、醫學四個部。
十九世紀後期,赴德國學習的醫學生人數眾多,而當時德國主要的醫學研究重鎮包括柏林(洪堡大學、Charité)、慕尼黑、萊比錫、海德堡等地。衛生學領域的馮·佩滕科弗、細菌學學者科霍(1843-1910)、病理學與生化學領域的Franz Hofmann (1843-1920),是當時鼎鼎大名的學者。
留德的日本醫學生中,後來投入衛生教學研究的主要學者為緒方正規(Misanori OGATA,1853-1919)。緒方正規1880年從東京帝大醫學部畢業,在1881年至1884年間,先後於萊比錫大學、慕尼黑大學與柏林洪堡大學進修,學習生理學、細菌學及衛生學。緒方1885年回到日本,隨即開授「衛生學」課程,並協助政府規劃醫學教育,後來擔任東京帝大醫學部部長。他是將德國衛生治理概念帶入日本醫學教育的重要人物。
其他留德的日本醫學生有:森鷗外(Mori OGAI, 1862-1922):東京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畢業生、軍醫、小說家;坪井二郎(Jiro TSUBOI, 1862-1903),在慕尼黑大學留學,後來成為京都帝大醫學部部長。後籐新平(Shimpei GOTOH, 1857-1929)亦曾在1890至1892年間赴德國慕尼黑大學留學,後來來臺灣,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八年(1898-1906),任內大力推動衛生研究與衛生治理,是推動臺灣早期衛生建制的重要人物。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於1899年成立(晚日本27年),首任校長山口秀高及第二任校長高木友枝均畢業於東京帝大醫學部。高木校長在擔任醫學校校長的13年間(1902-1915)積極推動研究,於1902年上任時就成立台灣醫學會並發行台灣醫學雜誌,期間不僅邀請多位東大校友前來臺灣任職,亦選送日籍教員前往德國留學。透過日本治理者與學者,馮·佩滕科弗的衛生治理理念亦被帶入臺灣,影響日治時期臺灣衛生治理制度的發展。
對科學的態度
I would die in the service of science like a soldier on the field of honor.
江老師在論文的這句話劃上紅色底線標註。論文的這節,作者Locher引述馮·佩滕科弗的話,闡述馮·佩滕科弗對科學與研究的態度。他認為,健康與生命誠然可貴,但並不是目標;他認為,人不應該追求自身短暫生命的成就與幸福,而應該追求更高層次的目標,讓人能夠不同於動物;這些目標,包括信仰、國族、法治、自由、科學、藝術…。或許就是哲學講的神性吧?
1901年2月某日,82歲的馮·佩滕科弗舉起手槍朝自己頭部開槍,自殺身亡。根據Locher的論文,自殺原因可能是憂鬱症,而當時他對霍亂提出的土壤致病論飽受批評,推測是導致抑鬱的原因之一。
德日制vs 英美制?
常在醫療史學者的文章中讀到,臺灣醫學或公衛教育發展,有所謂德日派和英美派兩種模型。我認為這樣的分類好像不太精確,因為就醫學或公衛教育的內容本身,可能是很類似的。分類依據,或許需要更精緻,而非僅依據國族。
從上述的回顧,可發現德國衛生治理經驗不僅影響日本,也影響美國。若要討論國際間公衛教育或研究取向的模式差異,或許可討論政府與公衛學界的關係。在德國與日本,從十九世紀中後期以來,衛生行政便由政府主導,且在某些歷史階段,與軍警系統連結;與醫療衛生相關大學大部份是公立的,教研人員與政府的關係較緊密,也比較容易為政策目的而進行研究。
反觀美國,從十九世紀的公衛活動就有明顯的民間色彩,美國主要幾個公衛學院由私立大學成立,且企業捐贈的角色濃厚,例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學院便由洛克斐勒基金會捐贈。當然這樣的分析也可能過於簡化,例如美國公衛學院的研究經費,主要仍來自國家NIH經費補助(目前的川普政府反公衛,仰賴企業的問題應該會更為明顯)。
Locher, W. G. (2001). Max von Pettenkofer-Life stations of a genius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February 9, 19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gie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203(5-6), 379-391.
Locher, W. G. (2007). Max von Pettenkofer (1818–1901) as a pioneer of modern hygiene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12(6), 238-245.
Onishi, H. (2018). History of Japanese medical education. Korean 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 30(4), 283.
History of the Max von Pettenkofer Institute (https://www.mvp.uni-muenchen.de/en/institute/geschich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