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週末一口氣看完八集影集，故事很精彩緊湊，尤其到最後一集，很令人感慨。意猶未盡買了電子書，也讀完了。
這是我這年代人的故事吧？湯英伸事件發生在民國75年初，和我年紀差不多的鄒族年輕人失手犯下重罪，當時我在準備大學聯考。他被槍決時，我在大學悠遊…。那時的報紙只有三大張，但自立早報內容精彩，時常受到震撼。後來讀到報紙連載的莫那能文章「被射倒的紅蕃」，談的就是勞動場域的殘酷欺壓…。
更早之前，是民國73年(1984)發生的三次大礦災，死傷數百人。記得在只有三台的年代，曾在電視上看到礦工家屬哭嚎的畫面。同年，勞動基準法終於三讀通過。這是後來回顧歷史才知道的。讀了這本小說，才知道當時有超過半數的死傷礦工是阿美族人…(小說第二章)。
這也是當代人的故事。體制結構持續，被壓迫的對象從原住民變成外籍移工。小說裡這句，令人感慨：「一個人要有多幸運，才能像諸位一樣，坐在舒服的位置上，認定這世界十分溫柔，而我們擁有絕對的權力，對罪犯殘忍?」
小說裡討論到的死刑、精神鑑定、政治操作、階級複製、都原身份認同等等，都是非常當代的社會議題。影集很精彩，小說更顯作者對臺灣司法與上述議題的知識。
這本漫畫書，作者是越南裔的法國記者Doan Bui (裴段)，以輕鬆有趣的方式，討論令人憂心的當代議題。
書裡提到2012年12月發生在美國康乃狄克州Sandy Hook小鎮的校園屠殺事件。這個重大慘案造成二十位學童及包括校長在內的數位教職員死亡，卻在社群媒體散布謠言之下，被描述成一場政府高層與反槍枝運動者故意製造出來的騙局。謠言宣稱並沒有人死亡，媒體上看到的救護車、悲痛欲絕的家屬、喪禮，都是演出來的。事件發生後的半年，一個民調發現竟有高達25%的美國民眾相信這樣的謠言。
事件發生在2012年，是社群媒體開始蓬勃發展的初期。過了十年之後，散布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的主角Alex Jones吃了官司，也已承認錯誤，但這類指控政府、制度、決策者、科學家的陰謀論論述，卻隨著社群媒體的發達越演越烈，質疑的對象五花八門，從氣候變遷、選舉制度、總統的出生地、地球是圓的、教育制度、疫苗、主流媒體等等。
撲天蓋地的假訊息，也讓公衛部門疲於奔命，在美國如此，在臺灣也看似日益顯著。過去讀過美國公衛史上很有名的Tuskegee梅毒研究案，瞭解美國公衛部門過去的長期欺瞞與不正義，如何導致非裔美國人對現今愛滋等疾病防治政策的高度不信任，並衍生出許多奇怪且極端的論述。
批判思考與合理質疑，與陰謀論觀點，好像只有一線之隔。
阿X還小的時候，我們共讀了一本書叫「牛奶的謊言」。其實我不確定這本書的論點是否正確，但聽/讀過這本書的小阿X再也不喜歡喝牛奶了，卻是真的。
在資訊氾濫，假訊息與惡意訊息撲天蓋地的時代，如何不被淹沒、如何重拾對訊息與合理制度的信心，確實是當代人必須面對的議題。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40108
印度支那（Indochine）是1992年上演的法國電影，女主角是美麗動人且演技精湛的Catherine Deneuve --這位金髮美女的海報曾掛在爸爸的臥房很多年。
本書聚焦在校園霸凌問題，但書中談及的觀念，很能運用在其他場域。作者森田洋司（Morita Yoji）是日本大阪市立大學社會學教授。日本版出版於2010年，中譯版出版於2017年。社會學分析視野，以及最後兩章提出的分析與行動策略，令人耳目一新，也令人感動。
l 霸凌的定義與類型
霸凌（bullying），指的是同一個團體的成員在互動過程中，處於優勢的一方刻意對弱勢者施予壓迫，使其遭受精神與身體痛苦的過程。霸凌事件的被害者與加害者往往處於緊密的小團體，套疊在人際關係之中，而使受害者無法逃脫。各個文化有其特質，但也有高度共通性。根據森田，霸凌形成的三個要素包括：權力不對等的濫用、加害事實、反覆發生。
霸凌的類型多元。從年齡區分，有成人之間的霸凌、兒童青少年之間的霸凌、成人對兒少的霸凌。在成人之間，就其發生的場域及性質，有職場中的「職權騷擾」、「性騷擾」、「學術騷擾」、「親密關係暴力」、「家庭暴力」等等。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網路霸凌」（cyber-bullying）問題也日益普遍。
l 校園霸凌
兒少之間的霸凌主要發生在校園。歐美國家在1980年代初期開始關注「校園霸凌」（school bullying）問題，尤其1982年挪威三名10~14歲少年遭霸凌後相繼自殺之後，社會對此問題高度關注。挪威心理學家Dan Olweus在1970年代便開始研究男孩的攻擊行為，他在1980年代中期推動大規模校園霸凌調查與防制計畫（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OBPP），成為此領域的重要先驅。其他北歐國家也開始進行霸凌調查與防制工作。。
日本社會對於校園霸凌問題的關注始於1980年代初期，至1986年13歲少年鹿川遭全班師生霸凌後自殺，社會關注達到高峰。
至1990年代中期，校園霸凌問題已成為歐美國家高度關注的社會問題。
台灣校園霸凌問題在2000年葉永誌事件發生後浮上檯面。教師霸凌則是另一種長久存在的問題。過去二十幾年來，台灣學者針對校園霸凌已進行不少研究，也對中小學教師進行介入教育（中山大學鄭英耀、陳利銘教授）。例如，針對高中職學生進行的調查發現，在提供霸凌定義下，自陳為霸凌者（10.9%）、受凌者（10.7%）、旁觀霸凌（29.9%），兼為霸凌與受凌者（5.5%）（Chen, Cheng, 2013）。教育部自2006年以來推動一系列校園反霸凌計畫。
l 職場霸凌
「職場霸凌」（workplace bullying），泛指職場中的強勢者對弱勢者的霸凌行為，包括言語、心理、肢體上的虐待或羞辱。霸凌的型態包括：批評、挑剔、專業或社會地位的貶低、故意忽略與排除、給予不必要負荷與壓力、欺瞞、卸責、拒絕給予勞動權益、權威式管理行為…。職場霸凌，與管理者的權力與控制息息相關；組織內部地位較低落的工作者，也容易受到外部服務對象的輕視，而伴隨惡意攻擊。
相對於校園霸凌，國際學界對於職場霸凌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晚。台灣職場霸凌問題的研究，大多數聚焦於護理人員。對於職場霸凌問題的定義、測量、調查，仍有待進一步瞭解。
l 霸凌防制
森田強調，對於霸凌的理解，不能僅止於個人心理與行為層次，更重要的是對社會結構因素的理解與分析；不能僅關注受害者的保護，更重要的是要將防制霸凌的焦點放在加害者責任，而且不僅是加害者，更要檢視加害的社會結構，包含加害者、受害者，還包含在旁起鬨的觀眾，以及對暴力事實視而不見的遠觀者。
社群的反應，是牽制行動者的關鍵；袖手旁觀的沉默大多數，是暴力結構不可或缺的一環。而為何人們會對霸凌視而不見？並非只是無法辨識問題的存在，而是對他人的冷漠、擔心自己受害、對強勢者的順從、對團體的從眾心態。因此，要降低霸凌問題，必須從社會結構切入，尤其必須從「公民權責」教育著手，讓具公共責任意識的公民，成為建立文明社會的基礎。
台灣對於職場霸凌問題的防制，始於勞動部在2013年大幅修訂「勞工安全衛生法」，更名為「職業安全衛生法」，增訂雇主促進勞工身心健康之義務，其中包括「勞工執行職務時，遭不法侵害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之預防。此法並給予勞工申訴之法源依據。然而實際職場狀況與法規制度的功效，仍缺乏實證研究。
Literature review
on “Workplace bullying in Taiwan”
l Pai, H.
C., & Lee, S. (2011). Risk factors for workplace violence in clinical
registered nurses in Taiw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0(9‐10), 1405-1412.
l Yeh, C. W., & Wang, C. Y. (2014). The
influence of workplace bullying to job stress in Taiwan. Economic World, 2(2),
92-99. ***
l Hong, J. C., Chien-Hou, L., Hwang, M. Y., Hu,
R. P., & Chen, Y. L. (2014). Positive affect predicting worker
psychological response to cyber-bullying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in Northern
Taiwa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0, 307-314.
l Fang, L., Huang, S. H., & Fang, S. H.
(2016). Workplace bullying among nurses in South Taiw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5(17-18), 2450-2456.
l Wang, M. L., & Hsieh, Y. H. (2016). Do
gender differences matter to workplace bullying?. Work, 53(3), 631-638.
l Hsieh, Y. H., Wang, H. H., & Ma, S. C.
(2019).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bullying, mental health and an intention to leave among nurse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32(2), 245-254.
l Hsu, F. S., Liu, Y. A., & Tsaur, S. H.
(2019). The impact of workplace bullying on hotel employees’ well-being: Do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friendship mat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l Wu, S. H., & Wu, C. C. (2019). Bullying
bystander reactions: A case study in the Taiwanese workplac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7(2), 191-207.
l Ying-Ying, K. O., Yi, L. I. U., Chi-Jane, W. A.
N. G., Hsiu-Yun, L. I. A. O., Yu-Mei, L. I. A. O., & Hsing-Mei, C. H. E. N.
(2020). Determinants of workplace bullying typ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depression among female nurses.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28(3), e92.
l Lu, Y. P., Lee, B. O., Liu, C. K., & Chueh,
K. H. (2022). Exploring the workplace bullying of Indonesian caregive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8), 4909.
Literature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l Power,
J. L., Brotheridge, C. M., Blenkinsopp, J., Bowes-Sperry, L., Bozionelos, N.,
Buzády, Z., ... & Nnedumm, A. U. O. (2013). Acceptability of workplace
bully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ix continent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6(3), 374-380.
Literature on “academic bullying”
l Schafferer, C., & Szanajda, A. (2013). Bully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Faculty Survey
(THEF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ern Asia, 12(1), 8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