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 24, 2020

爸爸的二二八


19434月,從小成績優異的爸爸,考入了專為日籍學生開設的「總督府台南中學校」(五年制中學,校址為現在台南二中)。當時的他,還是個13歲的孩子,但此時戰事已進入全民動員時期,他的中學生活除了上課讀書,也伴隨著許多軍事活動,像是操練、長途行軍、到安平海邊挖戰壕、到台北參拜神社。爸爸很喜歡提起這段經驗,總愛回憶著「我那時日本時代如何如何」。

(台南中學校入學紀念,爸爸在前排左二,攝於1943/4/5)

當年媽媽8歲,住在台南善化,過著追逐糖廠小火車、偷甘蔗、在田野奔跑的野放生活。最喜歡的是學校的唱遊課,老師彈奏風琴,教唱旋律優美的歌謠。後來物資缺乏,吃不到米飯。再後來美國軍機時常來襲,躲防空洞,成為童年生活的一部分。記得有一次軍機轟炸後,田裡出現哭嚎,原來小學同學的父親不幸在轟炸中喪生。也記得一位教五十音的年輕女老師時常哭泣,原來她的先生進了特攻隊。1945年八月戰爭結束,媽媽說,他們一群野小孩爬到高處敲打鍋盤,歡呼著即將進入自己當家作主、不再受日本人欺負的新紀元。

19462月,16歲的爸爸不知從哪裡弄來了照相機,在日本老師已離開的中學校園與同窗好友歡樂合影。此時的他,還用工整的鋼筆字編寫了一份名為[奔流]的手工刊物,裡面都是中文創作,有影評、新詩、詩人小傳、小說、翻譯、日本同學來信的翻譯等等。雖然不清楚有哪些作品是爸爸原創,但此時的他,應該是個熱衷學習現代中文、努力迎接新時代的文藝青年吧。

(前排左一是戴眼鏡的爸爸,於台南中學校與同窗合影,攝於1946/2)

1947年二月,台北城發生二二八事件。三月上旬,62軍進入台南城。爸爸經歷了一件事,直到1987年解嚴之後,他才讓我們知道。

當年17歲的他,從學校步行返家途中,突然被一名士兵喝住,刺刀對準他的胸膛,在驚嚇之中,大腿被刺了一刀,血流滿腿,插在胸口口袋的鋼筆隨即被士兵取走。爸爸在受傷後不敢就醫,躲入附近的二哥家避難。這件事我堂哥鄭鴻生有寫入「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123),不過堂哥漏了士兵搶走鋼筆這件事。不久,313日,湯德章律師在台南市中心被公開遊街後槍決,享年四十歲。這些事,老一輩都知道,但飽受驚嚇的整個世代,噤聲了整整半個世紀。

(1948年的元旦,當時18歲的中學生,與母親、三位姊姊與一位妹妹至照相館拍下家族合影)




2月 09, 2020

防疫工作中的公民責任

201912月中國武漢甫出現肺炎疫情之初,向醫療同仁發出警訊卻被中國公安公然訓誡的李文亮醫師,因感染肺炎過世了。在當前人們對疫病蔓延高度恐慌的社會心理氛圍之下,一位醫師之死,立即引發民眾廣泛的悲憤情緒。然而這並非個案,不應僅關注在個人行為英雄與否問題,更需要關注的是,何以揭弊者言論不被保護,甚至因觸犯統治者信念或利益而被懲罰的體制結構問題,以及支撐如此體制的底層社會心理因素問題。

在中國,維權人士受到打壓,早已不是什麼新聞。專業醫療工作者無端受牽累,也不是第一次。在201711月,中國貴州省就有三位資深職業醫學醫師被公安逮捕,遭監禁了七個月才被釋放,罪名是為罹患塵肺症的礦工開立不實的疾病診斷書,之後的調查發現是礦場業主與政府單位為了利益而聯手打壓醫師所致。

然而在中國,對於維權行動的支持民意,看來仍相當小眾。以筆者認識的某位中國職業病研究者為例,他不僅受到威權體制的打壓,研究難以進行,成果難以發表,更要面對來自同事與親友們的質疑甚至嘲諷。諸如「顧好自己比較重要」、「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偉大」之類的風涼話,反映的正是傳統華人社會普遍「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自利心態。

即使在台灣,也有不少人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到對岸工作,也抱持著「只要不去採紅線」的心態,只關注在如何顧好自己生計與職涯發展。若不是這次疫情引發的危機感,而且是跨越不同社會階層的危機感,人們還會關心無權無勢者的利益嗎?挑戰威權政體的維權行動,還能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嗎?

一個社會的文明進化程度,不在於是否擁有最新進的科技或最耀眼的硬體建設,而在於一般民眾是否具備公民德行,包括是否關心公共利益、是否求真、是否能無懼權勢勇於揭弊、是否願意社會互助並關心無權無勢者的權益。社會制度的設計與政府的表現,其實反映著社會大眾的集體素質。

公共衛生的目的,在於保障全民健康福祉。在疫病蔓延之時,我們需要政府部門的專業作為,更需要優質的公民參與。每一個平凡的個人,都應該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關心並監督政策,並善盡防疫工作中的公民責任。

本文刊登於蘋果論壇(2/9/2020)

教出殺人犯 (2023)

  作者 Okamoto Shigeki 岡本茂樹 (1958-2015) 是立命館大學社會系的教授。 人為何會犯罪?為何出現失序行為如暴力、霸凌他人、吸毒、偷竊、殺人、自殺?如何讓失序者改過進而更生?如何讓人走出犯罪情緒?這些,是本書關注的議題。 岡本教授認為,人的失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