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出殺人犯 (2023)

 作者Okamoto Shigeki岡本茂樹 (1958-2015)是立命館大學社會系的教授。

人為何會犯罪？為何出現失序行為如暴力、霸凌他人、吸毒、偷竊、殺人、自殺？如何讓失序者改過進而更生？如何讓人走出犯罪情緒？這些，是本書關注的議題。

岡本教授認為，人的失序行為，不論是外展的暴力或是壓抑的憂鬱，均可連結至負面情緒，而這些負面情緒根源自失序者從小到大浸潤的毒性環境。若未解開這些結，僅單方面要求犯罪者或加害人自我反省，他認為不會帶來真正的反省。他反對「悔過書」，認為這種要求受刑人同理被害人的教化手法，只會帶來反效果。

這本書，對抗的是社會大眾對犯罪者的厭惡，尤其是對毫無反省、難以教化者的厭惡。作者對於日本法律的日益重刑化趨勢，感到憂心。

如何讓那些令人厭惡的加害者認清自己的惡行，理解自己惡行對別人帶來的創傷呢？岡本教授建議，要從加害者的角度來思考。然而他也說，加害者很難自我反省，因為他們本身也是受害者。

如果說問題都出在社會結構，好像也蠻替加害者卸責的。但另一方面，理解罪惡與虐行背後的社會結構，能幫助受害者跳脫個人層次，更清楚問題的根源。

對於旁觀者而言，或許需要時時提醒彼此，犯罪有其社會結構。要致力避免的是滋生仇恨的社會結構，讓自己成為正向力量的一份子，而不是助長罪惡的共犯結構。

八尺門的辯護人

上個週末一口氣看完八集影集，故事很精彩緊湊，尤其到最後一集，很令人感慨。意猶未盡買了電子書，也讀完了。

這是我這年代人的故事吧？湯英伸事件發生在民國75年初，和我年紀差不多的鄒族年輕人失手犯下重罪，當時我在準備大學聯考。他被槍決時，我在大學悠遊…。那時的報紙只有三大張，但自立早報內容精彩，時常受到震撼。後來讀到報紙連載的莫那能文章「被射倒的紅蕃」，談的就是勞動場域的殘酷欺壓…。

更早之前，是民國73年(1984)發生的三次大礦災，死傷數百人。記得在只有三台的年代，曾在電視上看到礦工家屬哭嚎的畫面。同年，勞動基準法終於三讀通過。這是後來回顧歷史才知道的。讀了這本小說，才知道當時有超過半數的死傷礦工是阿美族人…(小說第二章)。

這也是當代人的故事。體制結構持續，被壓迫的對象從原住民變成外籍移工。小說裡這句，令人感慨：「一個人要有多幸運，才能像諸位一樣，坐在舒服的位置上，認定這世界十分溫柔，而我們擁有絕對的權力，對罪犯殘忍?」

小說裡討論到的死刑、精神鑑定、政治操作、階級複製、都原身份認同等等，都是非常當代的社會議題。影集很精彩，小說更顯作者對臺灣司法與上述議題的知識。

Fake News - 撲天蓋地的假訊息 （2022）

這本漫畫書，作者是越南裔的法國記者Doan Bui (裴段)，以輕鬆有趣的方式，討論令人憂心的當代議題。

書裡提到2012年12月發生在美國康乃狄克州Sandy Hook小鎮的校園屠殺事件。這個重大慘案造成二十位學童及包括校長在內的數位教職員死亡，卻在社群媒體散布謠言之下，被描述成一場政府高層與反槍枝運動者故意製造出來的騙局。謠言宣稱並沒有人死亡，媒體上看到的救護車、悲痛欲絕的家屬、喪禮，都是演出來的。事件發生後的半年，一個民調發現竟有高達25%的美國民眾相信這樣的謠言。

事件發生在2012年，是社群媒體開始蓬勃發展的初期。過了十年之後，散布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的主角Alex Jones吃了官司，也已承認錯誤，但這類指控政府、制度、決策者、科學家的陰謀論論述，卻隨著社群媒體的發達越演越烈，質疑的對象五花八門，從氣候變遷、選舉制度、總統的出生地、地球是圓的、教育制度、疫苗、主流媒體等等。

撲天蓋地的假訊息，也讓公衛部門疲於奔命，在美國如此，在臺灣也看似日益顯著。過去讀過美國公衛史上很有名的Tuskegee梅毒研究案，瞭解美國公衛部門過去的長期欺瞞與不正義，如何導致非裔美國人對現今愛滋等疾病防治政策的高度不信任，並衍生出許多奇怪且極端的論述。

批判思考與合理質疑，與陰謀論觀點，好像只有一線之隔。

阿X還小的時候，我們共讀了一本書叫「牛奶的謊言」。其實我不確定這本書的論點是否正確，但聽/讀過這本書的小阿X再也不喜歡喝牛奶了，卻是真的。 

在資訊氾濫，假訊息與惡意訊息撲天蓋地的時代，如何不被淹沒、如何重拾對訊息與合理制度的信心，確實是當代人必須面對的議題。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40108

印度支那：認識越南近代史的經典電影

印度支那（Indochine）是1992年上演的法國電影，女主角是美麗動人且演技精湛的Catherine Deneuve --這位金髮美女的海報曾掛在爸爸的臥房很多年。

三位主角之間有著交錯的愛情，也有跨種族的親情，又個別帶著不同的身份隱喻：女主角Eliane是高傲跋扈的橡膠莊園主人、男主角Jean是年輕叛逆後來因反抗上司而叛逃的法國軍人，另一位女主角Camille既是阮氏王朝的公主、也是法國殖民者的養女，又是法國逃兵的情人，最後成為捍衛越南民族的共產黨鬥士。

故事的場景是1930~1940年代法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支那聯邦」，當時領土包含現在的越南、柬埔寨、寮國以及中國廣東省的一部份。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原來流亡法國的越共領導者胡志明在河內宣布獨立建國，但法國立即攻佔西貢，至1954年越南與法國在瑞士簽訂日內瓦條約，形成南北分治局面。1955年之後美國投入越戰，是之後的事了。

影片中，可看到法國殖民者在此段時期的高壓統治，也可看到越南民眾的苦難，以及反抗者的憤怒眼神。這是民族主義越演越烈的時期。法國人如何看待這段不堪的殖民史？影片最後以Camille的混血兒子認同法國養母作為結局，會不會是法國編劇者自己浪漫情懷的投射？

對於法國與越南的關係而言，這部片子出現在1992年，正是1987年之後越共積極向歐美國家開放的時代。法國早在越戰正式結束的1973年，便與越共政權建立外交關係，一直是歐美國家中最積極「返回」越南的國家（註1）。反觀吃了敗仗的美國，直到1994年才終於解除對越南的經濟制裁。這部片子，或許也帶著法國人為過去殖民歷史對越南道歉的意味。（謝謝常卉分享看法）

無論如何，這部經典電影不僅有淒美的愛情故事，也間接呈現錯綜複雜又與國際政治局勢緊密扣連的越南近代史，另外也呈現越南壯闊的地景風貌，以及有趣的王朝禮儀、廟庭與舞台文化等等，很值得推薦。

註1：50 years of Vietnam-France relatio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riving April, 2023

霸凌是什麼？從教室到社會，直視你我的暗黑之心

本書聚焦在校園霸凌問題，但書中談及的觀念，很能運用在其他場域。作者森田洋司（Morita Yoji）是日本大阪市立大學社會學教授。日本版出版於2010年，中譯版出版於2017年。社會學分析視野，以及最後兩章提出的分析與行動策略，令人耳目一新，也令人感動。

l   霸凌的定義與類型

霸凌（bullying），指的是同一個團體的成員在互動過程中，處於優勢的一方刻意對弱勢者施予壓迫，使其遭受精神與身體痛苦的過程。霸凌事件的被害者與加害者往往處於緊密的小團體，套疊在人際關係之中，而使受害者無法逃脫。各個文化有其特質，但也有高度共通性。根據森田，霸凌形成的三個要素包括：權力不對等的濫用、加害事實、反覆發生。

霸凌的類型多元。從年齡區分，有成人之間的霸凌、兒童青少年之間的霸凌、成人對兒少的霸凌。在成人之間，就其發生的場域及性質，有職場中的「職權騷擾」、「性騷擾」、「學術騷擾」、「親密關係暴力」、「家庭暴力」等等。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網路霸凌」（cyber-bullying）問題也日益普遍。

l   校園霸凌

兒少之間的霸凌主要發生在校園。歐美國家在1980年代初期開始關注「校園霸凌」（school bullying）問題，尤其1982年挪威三名10~14歲少年遭霸凌後相繼自殺之後，社會對此問題高度關注。挪威心理學家Dan Olweus在1970年代便開始研究男孩的攻擊行為，他在1980年代中期推動大規模校園霸凌調查與防制計畫（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OBPP），成為此領域的重要先驅。其他北歐國家也開始進行霸凌調查與防制工作。。

日本社會對於校園霸凌問題的關注始於1980年代初期，至1986年13歲少年鹿川遭全班師生霸凌後自殺，社會關注達到高峰。

至1990年代中期，校園霸凌問題已成為歐美國家高度關注的社會問題。

台灣校園霸凌問題在2000年葉永誌事件發生後浮上檯面。教師霸凌則是另一種長久存在的問題。過去二十幾年來，台灣學者針對校園霸凌已進行不少研究，也對中小學教師進行介入教育（中山大學鄭英耀、陳利銘教授）。例如，針對高中職學生進行的調查發現，在提供霸凌定義下，自陳為霸凌者（10.9%）、受凌者（10.7%）、旁觀霸凌（29.9%），兼為霸凌與受凌者（5.5%）（Chen, Cheng, 2013）。教育部自2006年以來推動一系列校園反霸凌計畫。

l   職場霸凌

「職場霸凌」（workplace bullying），泛指職場中的強勢者對弱勢者的霸凌行為，包括言語、心理、肢體上的虐待或羞辱。霸凌的型態包括：批評、挑剔、專業或社會地位的貶低、故意忽略與排除、給予不必要負荷與壓力、欺瞞、卸責、拒絕給予勞動權益、權威式管理行為…。職場霸凌，與管理者的權力與控制息息相關；組織內部地位較低落的工作者，也容易受到外部服務對象的輕視，而伴隨惡意攻擊。

相對於校園霸凌，國際學界對於職場霸凌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晚。台灣職場霸凌問題的研究，大多數聚焦於護理人員。對於職場霸凌問題的定義、測量、調查，仍有待進一步瞭解。

l   霸凌防制

森田強調，對於霸凌的理解，不能僅止於個人心理與行為層次，更重要的是對社會結構因素的理解與分析；不能僅關注受害者的保護，更重要的是要將防制霸凌的焦點放在加害者責任，而且不僅是加害者，更要檢視加害的社會結構，包含加害者、受害者，還包含在旁起鬨的觀眾，以及對暴力事實視而不見的遠觀者。

社群的反應，是牽制行動者的關鍵；袖手旁觀的沉默大多數，是暴力結構不可或缺的一環。而為何人們會對霸凌視而不見？並非只是無法辨識問題的存在，而是對他人的冷漠、擔心自己受害、對強勢者的順從、對團體的從眾心態。因此，要降低霸凌問題，必須從社會結構切入，尤其必須從「公民權責」教育著手，讓具公共責任意識的公民，成為建立文明社會的基礎。

台灣對於職場霸凌問題的防制，始於勞動部在2013年大幅修訂「勞工安全衛生法」，更名為「職業安全衛生法」，增訂雇主促進勞工身心健康之義務，其中包括「勞工執行職務時，遭不法侵害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之預防。此法並給予勞工申訴之法源依據。然而實際職場狀況與法規制度的功效，仍缺乏實證研究。

Literature review on “Workplace bullying in Taiwan”

l   Pai, H. C., & Lee, S. (2011). Risk factors for workplace violence in clinical registered nurses in Taiw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0(9‐10), 1405-1412.

l   Yeh, C. W., & Wang, C. Y. (2014). The influence of workplace bullying to job stress in Taiwan. Economic World, 2(2), 92-99. ***

l   Hong, J. C., Chien-Hou, L., Hwang, M. Y., Hu, R. P., & Chen, Y. L. (2014). Positive affect predicting worker psychological response to cyber-bullying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in Northern Taiwa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0, 307-314.

l   Fang, L., Huang, S. H., & Fang, S. H. (2016). Workplace bullying among nurses in South Taiw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5(17-18), 2450-2456.

l   Wang, M. L., & Hsieh, Y. H. (2016). Do gender differences matter to workplace bullying?. Work, 53(3), 631-638.

l   Hsieh, Y. H., Wang, H. H., & Ma, S. C. (2019).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bullying, mental health and an intention to leave among nurse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32(2), 245-254.

l   Hsu, F. S., Liu, Y. A., & Tsaur, S. H. (2019). The impact of workplace bullying on hotel employees’ well-being: Do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friendship mat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l   Wu, S. H., & Wu, C. C. (2019). Bullying bystander reactions: A case study in the Taiwanese workplac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7(2), 191-207.

l   Ying-Ying, K. O., Yi, L. I. U., Chi-Jane, W. A. N. G., Hsiu-Yun, L. I. A. O., Yu-Mei, L. I. A. O., & Hsing-Mei, C. H. E. N. (2020). Determinants of workplace bullying typ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depression among female nurses.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28(3), e92.

l   Lu, Y. P., Lee, B. O., Liu, C. K., & Chueh, K. H. (2022). Exploring the workplace bullying of Indonesian caregive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8), 4909.

Literature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l   Power, J. L., Brotheridge, C. M., Blenkinsopp, J., Bowes-Sperry, L., Bozionelos, N., Buzády, Z., ... & Nnedumm, A. U. O. (2013). Acceptability of workplace bully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ix continent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6(3), 374-380.

 Literature on “academic bullying”

l   Schafferer, C., & Szanajda, A. (2013). Bully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Faculty Survey (THEF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ern Asia, 12(1), 81-93.

再見啦白宮（2022）觀影心得

這部紀錄片，紀錄一段發生在臺灣但少為人知的公衛研究。

這是1967～1973期間，由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周田（Bacon Chow）博士主導，透過「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NAMRU-2）、農復會等機構協助，加上美援的支助，於雲林縣水林鄉14個村落進行的營養學研究計畫。該研究執行了六年，目的是探討婦女懷孕期間的營養攝取量與品質，尤其是蛋白質攝取狀況，對嬰幼兒的發育與心智行為發展造成影響。

這部影片的導演李建成老師在偶然機緣下，發現自己的父親曾參與此研究，進而開始挖掘在地歷史。

影片紀錄了導演挖掘這段歷史及蒐集珍貴檔案資料的過程，也記錄著當年青春年華的工作者而如今已成華髮老者的回憶。長輩們在五十年之後重聚，透過導演的穿針引線，重新建立連結。影片中可看到五十年前台灣農村生活景象，也可見到半個世紀之後長輩們的互動，導演眼中的他們圍繞在親情友情與鄉愁之中，很真摯感人。

從公衛發展史的觀點來看，這部紀錄片是個觸媒，可讓我們進一步探討更多有趣的公衛議題。以下先整理一些軸線：

1. 周田教授 (Prof. Bacon Field Chow)

研究計畫主持人本身令人很好奇。根據網頁搜尋到的資料，周田1909年出生於中國福州，1925年(16歲)前往美國就讀U of Illinois，為中國二十世紀前期的公費留美學生。他在1929年(20歲)取得學士學位，1932年(23)歲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他在1936年首先分離出抗體，之後又分離出腦下垂體賀爾蒙。在1930年代曾返回中國任職，1949年返回美國，成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學院生化研究領域的教授，學術專長在於孕產婦與幼兒的營養研究。1973年九月於任內過世(63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檔案室有The Bacon Chow Collection專區，保存有資料10箱，內容包含其專業與私人信件、研究筆記、研究資料、手稿、論文、照片、影音紀錄等等，而其中有很多資料與雲林水林研究有關。

2.  雲林水林研究

1952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學院周田教授開始進行老鼠實驗，發現母鼠於懷孕期間的營養攝取狀況會影響子代鼠的發育與行為發展。他在幾年的評估後，選定臺灣雲林水林地區進行社區研究。研究於1967年開始，為期6年，針對14個村落中的懷孕婦女數百人進行雙盲實驗對照研究法，實驗組給予高蛋白質飲品，而對照組則給予口味一樣但不含蛋白質的飲品，並從懷孕期至生產後至幼兒21個月大的不同階段，進行各種測量，包括發展指標、生化檢體檢驗等等。過程中招募數十位公衛護士擔任工作人員，計畫的在地負責人為翁義雄先生，之後移居美國。

3.  美援研究與社區發展

美方在雲林水林興建新穎房舍，內部配置先進的設備設施，且用高於行情的薪資聘僱當地人，而有幸進入美援機構任職的經理、工作人員與護理人員，不僅很滿意薪資與工作環境，高度認同自己的工作，彼此間也建立緊密的社會關係，但他們並不瞭解這個工作計畫的真實目的，喝著營養品、被蒐集檢體、被觀察測量與記錄的孕婦與兒童們至今也不瞭解計畫的目的。回顧五十年前這個盛大的研究，但其過程與成果似乎並未與社區產生實質連結。

另外，從導演搜尋資料的歷程可發現，對於這段歷史，台灣幾乎全無資料，而美國研究機構對於歷史資料的重視與保存工作很令人讚佩。深切覺得，科學研究不僅要與社會產生更多連結，也要對歷史產生連結。

導演李建成老師(左五)、邱清華教授(右七)、章樂綺博士(右六)、陳保中教授(右八)、陳娟瑜教授(左三)、筆者(左四)於2022年10月16日合影於台大公衛學院201教室

資料來源：

1. 紐約時報訃文Obituary https://www.nytimes.com/1973/09/28/archives/bacon-chow-63-e-biochemist-dies-professor-helped-to-isolate-first.html
   
2.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https://medicalarchives.jhmi.edu/collection/bacon-chow-collection/
   
3.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影片：Dr. Chow’s lottery, Metabolic Ward for Nutrition Research, Sui-Lin, Taiwan, 1969 (8:42) https://youtu.be/ohIx7ezL5C4
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影片：A mother's diet and her baby's future / produced by Film Division, Naval Medical School, National Naval Medical Center, 1972 (23:13) https://youtu.be/a6_Ua0b5H6s

 

貧窮的成因：《絕望者之歌》的觀點

如何解釋窮人的不幸處境？成因為何？這是JD Vance在他的暢銷回憶錄《鄉巴佬的輓歌》(Hillbilly Elegy，中譯：絕望者之歌)裡，提出的核心問題，而他對這個提問的回答是，窮人應該自我反省與自我培力，而不是怪罪別人或訴諸於社會不公。

雖然他同意全球化、產業外移與經濟不安全，加劇了美國窮人與貧窮社區的弱勢處境，但他在書裏明確指出，貧窮者缺乏自主管理的能力、不負責任、缺乏動力，而這些社會文化問題，在他看來，才是貧窮的主因。

Vance的自傳很精采，具體描述了美國白人窮人的生活困境。整體而言，我覺得這本書寫得很真摯感人，也很寫實，指出許多難解的社會問題。書中也提到很多健康問題，包括心理疾病、止痛藥濫用、藥癮，以及因為喝太多含糖的碳酸飲料mountian dew而導致的嚴重牙病。但從社會與健康觀點來看，我不完全同意他對於貧困與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分析。

Vance的分析，相當符合美國傳統的道德思想，也就是個人主義，將個人視為是自身命運的主人。在他看來，貧窮的原因是窮人心性狀況不佳，包括軟弱、缺乏動機、工作態度不佳、自暴自棄。他用「習得的無助」(learned hopelessness)來理解這種心態，並以貧困族群較為普遍的「不良童年經歷」(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來解釋這種現象，譬如小時候遭遇家暴、家庭衝突、貧窮、家長犯罪、使用毒品等等。他說，貧窮族群普遍缺乏「能動性」(agency)，人們對自己的生活沒有控制感，沒辦法掌控自己的人生、缺乏動力，時常怪罪別人，包括政府。在他看來，這種心理狀態讓人們無法向上流動，而一再陷入悲慘的處境。

那麼，窮人該如何克服這些困境？他開出的處方是，提供關懷與愛、建立人格榜樣、提供良好的教育與指導、勤奮工作、強化家庭支持、強化個人責任感。這本自傳，也就是他自己，就是一個範例。以上，我也同意，但我比較不認同的是，作者不認為公共政策可以改變窮人的處境。在他看來，貧窮和貧困社區的社會衰敗，比較是社會文化面向的問題，他認為公共政策難以幫助窮人，因此也認為民眾不應一味地指責政府(包括歐巴馬政府)。

但我認為，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他那樣心智能力堅強，不平等的社會，並不只是個人問題，而是牽涉許多社會結構與權力不平等問題。例如mountain dew導致的牙病，是基礎建設不足（汽水比乾淨的飲用水還便宜）與產業利益（百事可樂公司傾銷）糾葛的問題；例如止痛劑濫用，衍生的成癮與毒品問題，更是藥廠、醫藥界與政府缺乏管制下的產物。貧窮者身受其害，卻又被譴責，很不公平。

搜尋了幾篇評論和書評。Flaskerud這篇評論很不錯。她是UCLA護理學教授，屬社會人類學背景。她反對Vance的觀點，並引用Zuberi (2006)的書，指出良好的福利政策和社會保護政策，對勞動者的健康福祉非常重要。她並引用「文化生態理論」(Cultural Ecology Theory)來解釋文化觀(價值觀、信仰、態度、行為、道德、倫理、意識形態)，認為人們的文化觀，其實受到底層的經濟結構（經濟機會、權力差異、資源等）與中層的社會結構（社會地位、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家庭結構、社會網絡）的影響。她認為，經濟基礎很重要，要回應貧窮問題，必須先改變社會經濟結構，才有可能改變上層的文化或信念體系。這篇評論很值得參考。

Flaskerud, J. H. (2019). American Values, Social Policy, Health and Well-Being.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40(5), 452-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