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衛生學的開創者：馬克斯·馮·佩滕科弗 Max von Pettenkofer (1818-1901)

衛生(hygiene)如何成為一門專業學科？

閱讀了江東亮老師轉來的紙本論文(Locher, 2001)，才首次認識這位德語區公衛發展史中的重要學者Max von Pettenkofer。這篇論文的作者是慕尼黑大學醫學史教授Wolfgang G. Locher。紙本論文上有江老師的經典紅筆註記，是有趣的閱讀經驗。以下簡要紀錄這位人物的生平與影響。

生平與貢獻

馬克斯·馮·佩滕科弗1818年出生於巴伐利亞(此時德意志帝國尚未建立）。他在1837年進入慕尼黑大學，學習醫學與藥學，然而他從未從事臨床工作，反而全心投入有機化學、生理學、生物化學等實驗研究，也研究環境因素對人體生理狀況的影響；1847年成為慕尼黑大學醫學院教授(醫學化學）、1853年升等為正教授(有機化學）。

19世紀中期，歐洲許多城市接連爆發霍亂流行，馮·佩滕科弗根據有機化學觀點，提出土壤腐敗物質致病論；他認為水若沒被有毒的土壤污染就不會致病。對於霍亂疫情與防治策略，馮·佩滕科弗發表著作，並翻譯為英文。他的理論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提出的疾病預防策略，包括改善都市環境、建立衛生水道系統，仍大幅降低霍亂的傳播與死亡率。他提出「醫學治理」(medical policing)概念，以經濟發展為論述，向重視商業貿易的政治人物與市民倡議衛生學與衛生治理的重要性。

馮·佩滕科弗被譽為科學研究的天才，在生理學與生化學領域有重要貢獻；他也投入教育，主張將衛生學納入醫學教育；在他主導下，慕尼黑大學在1879年成立「衛生研究所」(Hygiene Institute)，標誌「衛生」Hygiene成為獨立的學術領域，也讓慕尼黑大學成為十九世紀後期的衛生研究重鎮。

1882年，他與內科專家Hugo W. von Ziemssen合編出版總共五冊的教科書「衛生與工業疾病手冊」(Handbuch der Hygiene und der Gewerbekrankheiten)。在他的影響下，自1882年起，德意志帝國內大學的醫學教育課程，都強制納入衛生學課程。

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帝國在1871建立之後民族國家與軍國主義抬頭，衛生學與健康治理成為新帝國的統治工具。

1882年出版的教科書封面頁

對美國公衛教育的影響

馮·佩滕科弗對德語區的醫學公衛教育頗具影響力，有不少學生後來成各大醫學大學的教授；他也透過來訪學者與留學生，對其他國家的公衛制度帶來影響。

美國學者William Henry Welch曾在1884年參訪慕尼黑大學，對於馮·佩滕科弗建立的衛生研究機構大為讚嘆；Welch後來將德國衛生教育介紹給洛克斐勒基金會，促成後者於1917年捐贈成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學院，並由Welch擔任首任院長。

對日本公衛教育的影響

日本自1868年起推動明治維新，積極設置西式教育制度，並選派大量學生赴歐留學。明治政府於1872年設置公立醫學校、1877年設置全國第一所公立大學，即東京大學，設有文學、理學、法律、醫學四個部。

十九世紀後期，赴德國學習的醫學生人數眾多，而當時德國主要的醫學研究重鎮包括柏林(洪堡大學、Charité)、慕尼黑、萊比錫、海德堡等地。衛生學領域的馮·佩滕科弗、細菌學學者的科霍(1843-1910)、病理學與生化學領域的Franz Hofmann (1843-1920)，是日本學界熟知的德國學者。

留德的日本醫學生中，後來投入衛生教學研究的主要學者為緒方正規(Misanori OGATA，1853-1919)。緒方正規1880年從東京帝大醫學部畢業，在1881年至1884年間，先後於萊比錫大學、慕尼黑大學與柏林洪堡大學進修，學習生理學、細菌學及衛生學。緒方1885年回到日本，隨即開授「衛生學」課程，並協助政府規劃醫學教育，後來擔任東京帝大醫學部部長。他是將德國衛生治理概念帶入日本醫學教育的重要人物。

其他留德的日本醫師有：森鷗外(Mori OGAI, 1862-1922)：東京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畢業生、軍醫、小說家；坪井二郎(Jiro TSUBOI, 1862-1903)，在慕尼黑大學留學，後來成為京都帝大醫學部部長；後籐新平(Shimpei GOTOH, 1857-1929)，曾在1890至1892年間赴德國慕尼黑大學留學，後來來臺灣，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八年(1898-1906)，任內大力推動衛生研究與衛生治理，是推動臺灣早期衛生建制的重要人物。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於1899年成立（晚日本27年），首任校長山口秀高及第二任校長高木友枝均畢業於東京帝大醫學部。高木校長在擔任醫學校校長的13年間(1902-1915)積極推動研究，於1902年上任時就成立台灣醫學會並發行台灣醫學雜誌，期間不僅邀請多位東大校友前來臺灣任職，亦選送日籍教員前往德國留學。

透過日本治理者與學者，馮·佩滕科弗的衛生治理理念亦被帶入臺灣，影響日治時期臺灣衛生治理制度的發展。

對科學的態度

I would die in the service of science like a soldier on the field of honor. 

江老師在論文的這句話劃上紅色底線標註。論文的這節，作者Locher引述馮·佩滕科弗的話，闡述馮·佩滕科弗對科學與研究的態度。他認為，健康與生命誠然可貴，但並不是目標；他認為，人不應該追求自身短暫生命的成就與幸福，而應該追求更高層次的目標，讓人能夠不同於動物；這些目標，包括信仰、國族、法治、自由、科學、藝術…。或許就是哲學講的神性吧？

1901年2月某日，82歲的馮·佩滕科弗舉起手槍朝自己頭部開槍，自殺身亡。根據Locher的論文，自殺原因可能是憂鬱症，而當時他對霍亂提出的土壤致病論飽受批評，推測是導致抑鬱的原因之一。

討論一：德日制vs 英美制？

常在醫療史學者的文章中讀到，臺灣醫學或公衛教育發展，有所謂德日派和英美派兩種模型。我認為這樣的分類好像不太精確，因為就醫學或公衛教育的內容本身，可能是很類似的。分類依據，或許需要更精緻，而非僅依據國族。

從上述的回顧，可發現德國衛生治理經驗不僅影響日本，也影響美國。若要討論國際間公衛教育或研究取向的模式差異，或許可討論政府與公衛學界的關係。在德國與日本，從十九世紀中後期以來，衛生行政便由政府主導，且在某些歷史階段，與軍警系統緊密連結；此外，醫療衛生相關的大學大部份是公立的，教研人員與政府的關係較緊密，也比較容易為政策目的而進行研究。

反觀美國，從十九世紀的公衛活動就有明顯的民間色彩，美國主要幾個公衛學院由私立大學成立，且企業捐贈的角色濃厚，例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學院便由洛克斐勒基金會捐贈。當然這樣的分析可能過於簡化，例如美國公衛學院的研究經費，主要仍來自國家NIH經費補助（目前的川普政府反公衛，仰賴企業的問題應該會更為明顯）。

討論二：Hygiene vs. Public Health

根據江老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原來提案的新學院名稱為School of Public Health。Welch主張以Hygiene為名，而Rose主張Public Health，最後在Rose缺席的某次會議，決議命名為：School of Hygiene and Public Health。

我的疑問是：hygiene指的是「衛生」，早期的衛生學強調環境衛生、個人衛生、工業衛生、軍隊衛生，強調環境衛生、細菌學與醫療介入；public health指的是大眾健康，在英國的發展歷程，強調公共福祉與政府行政制度；在美國的早期發展有較多的民間參與。為什麼轉來台灣，hygiene 與 health都被翻譯為「衛生」？

參考文獻

Locher, W. G. (2001). Max von Pettenkofer-Life stations of a genius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February 9, 19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gie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203(5-6), 379-391.

Locher, W. G. (2007). Max von Pettenkofer (1818–1901) as a pioneer of modern hygiene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12(6), 238-245.

Onishi, H. (2018). History of Japanese medical education. Korean 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 30(4), 283.

History of the Max von Pettenkofer Institute (https://www.mvp.uni-muenchen.de/en/institute/geschichte/)  

張秀蓉 (2012)。日治台灣醫療公衛五十年。臺大出版中心。

柏林仁心

讀書會朋友推薦的影片，非常精彩，是認識十九世紀末期德國生物醫學發展的材料。

這是2017年出品的德國電視影集，一共6集，每集50分鐘，故事場景是1888年的Charite醫院。根據維基百科的資訊，這是歐洲最大的大學附設醫院，附屬於柏林洪堡大學與自由大學，設有許多研究中心，一直是德國最活躍的醫學研究重鎮，已出過十幾位諾貝爾生物醫學獎得主。

故事裡的人物，部分是虛構的，但有些是大名鼎鼎的醫師與科學家，包括

• 著名的病理學家也是社會醫學先驅維蕭(Rudolf Virchow)；
• 發現肺結核桿菌也是細菌論的奠定者柯霍(Robert Koch)，諾貝爾生物醫學獎；
• 發明白喉血清療法的生理學家畢林(Emil von Behring) 諾貝爾生物醫學獎；
• 免疫學家艾里西(Paul Ehrlich)，諾貝爾生物醫學獎；
• 日本醫學界的重要人物北里柴三郎，當年在科霍的研究室裡工作。

從影片中，可看到十九世紀後期傳染病蔓延的狀況。當時生醫科學快速發展，科學家忙著探索疾病的成因與解藥，也不斷有重大突破，對於生醫研究者而言，應該是士氣高昂、充滿科學樂觀主義的黃金時期。

不過，生醫界的競爭、互鬥、排擠，競相爭逐利益與個人名聲的心態，頗令人會心一笑。

當時德國皇室不穩，一連換了好幾位德皇。鐵血宰相俾斯麥大權在握，原先強力鎮壓勞工運動，後來因為新德皇的態度和緩而推動不少社會政策，包括影響深遠的醫療保險與職災保險。

維蕭身為醫界大老，大力支持社會醫學與醫療制度改革，但也投入基礎醫學研究，在醫界一言九鼎的地位，令人印象深刻。

影片中也可看到歐洲醫院與教會的緊密結合。護理人員與修女一起工作，女性神職人員甚至是護理人員的管理者。不過在第六集，這樣的狀況就出現變化，宗教信仰快速被科學知識取代。

當時Charite醫院的護理勞動條件不佳，工作負荷很大，感染疾病的護理人員甚至被神職人員趕走。護理人員的工會運動原本受到打壓，不過後來政府態度轉為支持。

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對猶太人的歧視是當時的社會常態。更令人震驚的是，當時的動物園將南亞國家的人民放在動物園中當成展示品。十九世紀後期的歐洲社會，顯然是種族歧視非常嚴重的年代。

德國的轉型正義：謊言迷宮、大審判家、納粹的孩子

電影「謊言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2014)、「大審判家」(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以及一部調查報告寫成的專書「納粹的孩子」(Enfants de Nazis)(2016)，談的都是納粹德國的戰罪行以及德國戰後的轉型正義過程。

二次大戰期間，納粹政權(1933-1945)發動的殺戮不是一般殺戮，而是發生在高度文明國度中，一場結合科學專業知識(尤其醫學與化學)、工業管理技術、行政組織、社會心理論述，以及社會集體默許，被冷靜規劃、高效率執行並持續好幾年的殺戮。

1945至1946年的紐倫堡大審，戰勝國對納粹領導階層的戰爭罪行進行審判。但對於德國而言，真正的轉型正義，啟動於1960年代開展的司法審判。

1963年的法蘭克福審判，德國法院依據德國國內法，對戰爭時期執行上級命令的中低階層行政人員判以刑責。法院認為，執行上級命令的人員不能辯稱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因為即使只是基層警衛，也有其自由意志，必須為配合執行生上級命令而負起共犯責任。德國的轉型正義不僅止於最高層的決策者，而是更深刻反省國家機器中每個成員的共犯角色。

電影「大審判家」談的是檢察總長Baurer的奮鬥。「謊言迷宮」延續此主題，不過重點轉而放在包爾總長帶領的幾位年輕檢察官。電影中有一段談及納粹醫師Mengele在集中營進行的人體實驗，有幾幕隱喻性的鏡頭，對照失去雙胞胎女兒的父親悲痛神情，令人震撼。

「納粹的孩子」一書，描述八位納粹軍官的孩子們在戰爭時期的生活，以及戰後如何看待其父親及上一輩的行為。這八位納粹軍官是1945年紐倫堡大審的頭號戰犯：Heinrich Himmler, Göring, Hess, Frank, Bormann, Höss, Speer, Mengele。身為納粹軍官的子女，他們是特權階級子女。本書作者是律師，原文以法文寫成，出版於2016年，中文版也出版於2016。出版社對於這位有著東歐姓氏的作者Tania Crasnianski描述不多，只介紹她曾是巴黎律師。

德國的轉型正義一路走來並非平順，是從極少數人的堅持開始，至今也仍必須對抗潛在的反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