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筆記與心得

繁體中文版，遠足文化(2017) 

本書作者澀澤尚子（Naoko Shibusawa）是日裔美人，目前在美國名校布朗大學歷史系任教。本書探問的是，美國民眾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對日本累積的敵意與憎恨，如何在戰後被快速轉變？

作者1964年出生於日本，但從小在美國長大。就像作者自己所言，書寫本書，與自身成長經驗有相關，她說，「對美國人而言，日本人曾是敵人，現在成了朋友，但這種關係並不穩固，即使是一個小孩也能一目了然」(頁438)。這樣的疏離感，可能是許多亞裔美國人的心聲吧？但因美日在二戰期間是敵對國，日裔美人的感受，可能又與其他亞裔不同吧？

1941年12月，日軍駕著零式戰機，橫跨太平洋轟炸珍珠港，此事件震撼美國社會，也釋放了美國人對日本人潛藏的種族仇恨。1942年，巴丹戰役美軍戰敗，近八萬盟軍向日本投降，但美國戰俘被殘酷虐待的狀況被揭露，更加強化美國人對日本人的仇恨。

1945年5月，在原子彈尚未投下日本國土之前，美國的民意調查發現，有七成的美國民眾認為日本天皇裕仁應該被處死或接受同樣嚴厲的懲罰(頁151)。當年9月，日本已投降，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決議，要求以戰犯身分審判裕仁(頁152)。決策者基於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的考量，決定保留天皇並與日本建立盟友關係。但是，美國民眾長期以來對這個東亞敵國所累積的仇視，如何配合著國際局勢的快速發展而跟著發生質變？

作者以性別觀點切入。她以「藝伎」作為隱喻，指出美國政府、軍方、主流媒體、作家與學者，藉由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文化運作，將日本「女性化」與「幼稚化」，因而重新形塑了美國人心中的日本形象。昔日張牙舞爪的野蠻侵略者，被轉化為柔弱、可愛、幼稚、令人意淫遐想的女性角色，或是思想不成熟、盲從、衝動，但積極學習、可塑性仍高的12歲男孩。美國作為統治者，則以成熟、理性、寬容、仁慈，像父親一樣的角色自居。反對種族歧視的自由派學者，也加入這個意圖帶領日本走向進化道路的文化論述運動。

媒體報導，是轉變大眾心理認知的重要機制。杜魯門總統與麥克阿瑟將軍在日本投降之時即已決定要保留裕仁。1945年9月，裕仁前去拜訪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兩人拍下歷史性合照，照片中的麥帥身材高大，肢體語言顯露著自信的隨興態度，在一旁穿著整套禮服的裕仁，則顯得瘦小而拘謹。這張照片後來被盟軍大肆宣傳，即是統治者善用媒體，展現權力關係的代表作(頁150)。

在美方決策者決定保護裕仁的政策方向已定的狀況下，美國新聞記者與作家們開始透過一系列圖文報導，將裕仁形塑成一位親切慈愛的居家男性、愛好科學研究的生物學家，以及熱愛文學與歷史的和平主義者。美化與人性化裕仁及其皇室成員的報導，從1946年初即已出現在生活雜誌、紐約時報、讀者文摘等主流媒體。

至於戰爭罪行，美國媒體將矛頭指向首相東條英機，將他描繪成一個邪惡兇殘的東亞流氓，而擁有最高決策權的裕仁實際上是戰爭的主導者，卻被描述成被一群惡勢力控制與誤導的無辜傀儡。1946年5月開始的東京大審，即在這樣的氛圍下展開。本書目的不在檢討戰爭責任，而是在檢視美國社會的「文化轉向」。作者以裕仁社會形象的轉變為例，說明媒體運作如何形塑新的社會意向，成為國家政策變化的配套。

川北友彌是另一個例子(第四章)。他是成長於美國加州的日裔美人，1939年，18歲時被父親送回日本讀書，1941年進入明治大學就讀。1943年，川北在某工廠擔任翻譯，成為該工廠數百位盟軍戰俘與日本軍人之間的通譯。戰後，川北回到美國並進入南加州大學繼續學業，但一名曾待過戰俘營的美國退伍軍人認出他，並通報聯邦調查局。1947年6月，川北被聯邦調查局逮捕，罪名是叛國。此時美國媒體煽動性的報導，已預先決定了川北有罪；法院在1948年9月裁決，判處川北死刑。作者對於法官的判決、媒體的報導，以及日裔美國人社群的反應，做了相當精彩的分析。這裡牽涉到美國人的種族歧視問題，也牽涉到美國社會對雙重國籍者國家忠誠問題的看法。此外，作者提到巴丹戰俘的經驗對美國人的心理衝擊；看到白人同胞被亞洲黃種人欺負的強烈情緒反應，與深沉的種族歧視不無關係。

作者也討論到美國私人、教會與其他民間組織因為人道、愧疚感、宗教情操等不同動機而發動的救助工作，包括戰死大兵的父母捐助的獎學金計畫、原爆孤兒領養計畫、廣島核爆受害少女赴美就醫協助計畫等等。在美蘇對立與反共氣息強烈的1950年代，原爆受害者的處境，是個牽動美國內部神經的敏感問題。行動者在推動援助工作過程中，有意無意間也使用了受害者的女性、孩童特質，成功打動美國社會的既有態度。

令我訝異的是，作者提到美國政府雖然設置原子彈傷亡處理委員會來調查原爆對人體的傷害，但卻嚴格禁止政府機構對日本原爆受害者提供任何援助，包括醫療救治，因為美國政府認為，對受害者提供援助等同於是對投放原子彈表示道歉，這是美國政府拒絕接受的(頁316-317)。這點令我訝異，且難以接受。

作者從社會文化史觀點，並使用大量文本史料，分析美國社會看待日本與日本人態度的轉變，十分精彩有趣。不過也因為細節很多，有些部分反而顯得不易閱讀。

政策宣傳、輿情形塑、民眾心理的掌控，一直是統治者治理技術的重要環節。這本書討論的是1945至1960年代的美國，雖然是媒體發達、民間組織活躍的時期，但總是遠不如當代的百家爭鳴。作者提出的分析觀點，仍適用在當前的美日政治嗎？看看川普與安倍的互動，是否仍如作者所提的，是如強勢男性與弱勢女性之間的互動？日本讀者又如何看待作者提出的觀點？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雖然本書無意檢討戰爭責任與轉型正義問題，但我們仍不禁要問，日本社會對於上一個世紀的戰爭責任，至今仍缺乏全面反省，是否美國自身利益是其中主要角色？台灣或南韓或其他國家的轉型正義，是否也仍被外部勢力所牽制？本書英文版早在2006年即已出版，至2017年繁體中文版才出版，或許也標示著轉型正義問題在東亞地區，仍是個方興未艾的研究主題吧。

沖繩。札記。2016。

          2016年5月某個週末，一行人首度踏上沖繩。這是個有著美景、美食，但也充滿悲傷歷史與當代爭議的島嶼。不久之前，青少年讀書會曾以太平洋戰爭為主題，閱讀了不少書籍與電影，包括《姬百合之塔》(1953)、《永遠的零》(2006)、《硫磺島的英雄們》(2006)、《來自硫磺島的信》(2007)、《十七歲的硫磺島》(2008)，等等。阿奇最著迷的是永遠的O。都是有關1945年日本戰敗前夕的悲劇。

           稍加留意的話，可發現沖繩問題仍舊牽絆著美日關係。前不久，沖繩再度發生美國士兵姦殺沖繩婦女的犯罪事件。日前訪日的美國歐巴馬總統，不得不對沖繩問題表態道歉。從美軍基地搬遷抗爭、美國大兵性侵婦女事件，到作家大江健三郎1970年出版的《沖繩札記》竟在35年後被日本退役司令官控告（該書提及，沖繩平民在1945年沖繩戰役中被日軍脅迫或誘騙而集體自殺），讓我一直對沖繩歷史充滿好奇。

琉球王國的消失

          這裡曾是個歷史悠久的王國，過去有北中南三個王國，後來被南方王國統一，王宮建於首里城。十七世紀初，也就是中國明朝與日本德川家康幕府時期，琉球王國被來自日本南方薩摩藩的軍隊入侵，自此政治上受到薩摩藩控制。

          十九世紀中期，西方國家積極進攻亞洲。1854年1月，美國培理將軍率領著載有數十具大砲的艦隊，強行開入江戶港，迫使日本開港，即所謂的「黑船事件」。同年7月，培理將軍與琉球國王尚泰王以漢文及英文簽訂條約，迫使琉球國開放港口供美國使用。

          日本在黑船事件衝擊後啟動明治維新，全面投入政治社會與產業經濟改造，以求躋身先進列強國，對外也開始展現積極的擴張主義。1871年，琉球人漂流至台灣南部遭原住民殺害；1874年，明治政府以保護琉球人為名，藉機派兵攻佔台灣南部，史稱「牡丹社事件」。在發兵台灣之前，日本天皇在1872年逕行宣布琉球為日本領土，將尚泰國王封為琉球藩藩主，並禁止琉球與中國維持朝貢關係（史稱第一次琉球處分）。1879年，明治天皇宣布廢藩，改設為沖繩縣，並命令尚泰國王與他的兒子尚典移居至東京（史稱第二次琉球處分）。1894年，甲午戰爭（日清戰爭）爆發，中國戰敗，不但喪失台灣與澎湖，也完全斷絕對琉球的宗主/藩屬關係。

沖繩戰役與美軍佔領期

          1941年12月日本海軍發動珍珠港襲擊，開啟了太平洋戰爭。發生在1945年4-6月間的沖繩戰役，被形容是太平洋戰爭中最血腥的登陸戰。此戰役造成1.2萬美軍、8萬日軍以及10萬沖繩平民死亡。     

          日本1945年戰敗後被美國管轄，直到1951、1952年美日簽定《安保條約》、《舊金山和約》之後才回復主權國地位，然而沖繩仍繼續被美軍管轄至1972年。

           在長達27年的佔領期間，美軍在這個蕞爾小島上大量徵收或強制租用私人土地，設置大規模軍事設施。1961年，美國甘迺迪總統派兵進入越南，一直到1973年1月撤出越南之前，美軍B-52轟炸機來回轟炸越南，戰機部屬的地點，就是位於沖繩的嘉手納（Kadena）基地與普天間（Futenma）基地。

           根據2016年美國公開的檔案資料顯示，在1960年代美蘇對立時期，美軍曾在沖繩島部屬大規模核子武器。大江健三郎1970年出版的《沖繩札記》中，便紀錄著有關嘉手納基地附近有數座地下核武彈藥庫的傳言（頁51），以及那霸軍港污泥有鈷60放射線物質污染的事實（頁52-53）。

           美國佔領期間，沖繩的反美軍基地抗爭從未止歇。1960年代，沖繩居民積極串連，形成龐大的社會壓力，組織者以回歸日本，尤其是以「沒有基地的和平島之姿」回歸日本，作為抗爭基調。沖繩在1969年發動大規模罷工，此時期的日本國內，也有一波波反越戰、反核武、反公害等社會運動。

           1970年，美國與日本簽署協定，同意在1972年返還沖繩，但美國以維持美軍基地作為交換條件。1970年12月20日，嘉手納基地附近爆發嚴重的美軍與民眾衝突事件（稱為コザ暴動）。事件的導火線是一名沖繩婦女被美軍開車衝撞致死，但肇事者依美軍自訂的規範獲無罪釋放；但暴動的根源來自累積已久的怨恨，尤其是對美日協定繼續漠視沖繩人權益、仍決定維持美軍基地的憤怒。

 回歸之後的抗爭

           沖繩在1972年回歸日本之後，居民對於美軍基地的存在日益不滿。除了因空軍基地位於人口稠密市區，有嚴重噪音污染之外，核武設備伴隨的放射性物質污染、軍事基地對於環境生態的破壞、美國大兵在當地層出不窮的犯罪事件，以及大國開戰很可能會以擁有核武的沖繩作為攻擊標的，都是造成居民憂慮與不滿的原因。

           1995年9月，3名美國士兵輪暴一名12歲少女的暴行被揭露，爆發強大民怨。1996年12月，美日協議將位於南部市區的普天間基地，遷移至沖繩北部較偏遠的名護地區，但名護地區居民反對，且當地也有特殊的海岸生態需要保護。至今，普天間基地遷移問題仍是美日政府與沖繩地方政府未能處理的爭議。

           2004年8月，普天間基地的運輸直升機在鄰近的大學校園內墜毀。2006年，日本政府在未經居民同意下，意圖在北部高江地區設置直升機停機坪，引發抗爭。2008年，日本防衛省（即國防部）針對「不要直升機停機坪」運動的領導者，以在網路呼籲民眾參與抗爭以及在工程現場靜坐抗議造成妨礙為由，向那霸地方法院提出訴訟，但在多年訴訟後法院認定原告大多數主張並不成立（但有少部分成立）。沖繩地區的反美軍基地抗爭，以及其他以反戰、和平、環保、生態保護、性別、人權為主軸的社會運動，據說仍是相當活躍的。

地緣政治下的身份認同

           在美國與日本政府提供大量補助經費的狀況下，沖繩人是否有能力對抗東京政府與華盛頓政府，要求美軍基地全面撤出沖繩？還是必須為了日本國家整體利益，被繼續要求做出貢獻？

           上述的提問，其實呼應著當前日本教科書的歷史詮釋爭議：在1945年沖繩戰役中大量犧牲的沖繩平民，如何而死？為何而死？

           日本右派政治人物主張，沖繩人是日本人，他們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國家自願犧牲、自殺殉國，在當前也是為了保護日本安全而接受美國基地。但左派人士如大江健三郎則認為，在沖繩戰役中，日軍以強迫及誘騙的手段，讓沖繩居民被迫集體自殺，現今要求沖繩繼續接受美軍基地，是延續過去的不正義與剝削。去年（2015）日本首相安倍為了紀念沖繩戰役結束70週年走訪沖繩，遭沖繩人轟滾回去，反映了東京本土與沖繩間的鴻溝，其實難以輕易弭平。

           大江健三郎在他的書中提到，沖繩人罹患精神疾病的盛行率為日本本土的2.5倍，不過後續並沒有看到相關文獻資料。倒是在沖繩犯案的美國大兵，似乎有些精神疾病問題。

參考資料：

大江健三郎。沖繩札記。台北：聯經，2009（日文原版，1970）。

謝竹雯。所謂和平：沖繩反軍事基地社會運動的再思考。考古人類學刊，81：137-172，2014。

不沉的太陽：非洲篇

為了鼓勵沈迷於柯南動畫的青少年能拓展閱讀廣度，陪著到市立圖書館，借回這套長篇小說的上冊。

小說的背景是1960~1980年代的日本，正值日本經濟快速成長之時，也是日本企業積極拓展全球市場的時期。不眠不休的工作、冗長的工時、高度的責任感、與歐美國家的產業競爭壓力，是故事主人翁所處的時代背景。

主角恩地元，原是日本航空公司預算部門的職員，在因緣際會下被推選為工會領袖，並在任內發起幾次成功的罷工與勞資談判，但也從此步上一條備受打壓的坎坷道路。

日航是國營企業，員工有穩定的就業保障，但低薪與高勞動負荷卻是普遍現象。在作者筆下，我們看到維修部門年輕技師如何在時間壓力卻人手不足的狀況下發生死亡職災；也看到飛安事件背後的人員過勞因素，以及航空公司公關人員如何巧妙操控媒體，轉移人們飛安成因的關注；更看到國營企業如何安插政府人馬，如何安排官二代與富二代坐享肥缺，如何利用挑撥威脅利誘外放等手法，分化瓦解工會力量。小說家藉著她的筆，對資方打壓工作者權益、輕忽飛安、為了利潤而草菅人命的作為，提出沈重的抗議。

勞雇衝突與主人翁被外放長達十年的經歷，是這一冊的主軸。除此之外，山崎豐子也精彩描述日本外派人員的海外經歷。原來，在有著深遠殖民歷史的非洲大陸，殖民經驗仍深刻影響著社會的階層化一直至今，在此，日本人也被當成「有色人種」而受到歧視。書中也描述主角恩地元在巴基斯坦、伊朗、肯亞、烏干達的生活經驗與文化衝擊，不難瞭解，在日本這個對國際事務充滿強烈求知慾的國家，這套小說會如此熱賣。作者對日本社會的描述，應該也讓許多讀者產生深刻共鳴吧。

讀這本小說，像是走了一趟中亞與非洲之旅。希望有生之年也能有機會造訪非洲大陸，看看山崎豐子筆下美麗的吉力馬札羅山，也看看草原風光與大自然中的野生動物，感受一下她所描述的悸動。

山崎豐子以報導文學文筆，以及勇於揭發社會問題的勇氣與正義感，寫出多本重要小說，是一位很令人敬佩的小說家。

丹麥的職業健康體系

丹麥人口僅560萬，缺乏天然資源，卻擁有先進的農牧業、藥品醫材製造產業、再生能源產業、船運、金融、設計等服務產業，是個富裕的市場經濟國家，但同時積極推動社會民主政策，是「社會民主福利國家體制」的典範。丹麥的物價相當高，除了工作者的薪資高之外，稅賦高是另一原因。

十九世紀的三八工時運動：「八小時勞動、八小時自由、八小時休息」。攝於勞工博物館。

社會安全體系概況

         丹麥的社會福利體系包含五大制度，制度類型與建立的年代如下：傷病福利，包含醫療照顧（1892）與疾病期間的現金給付（1973）；老年（1891）與永久失能年金（1921）；職業傷病（1898）；失業（1907）；長期照顧。上述制度，除了失業給付是由政府補助的自願性保險提供之外，其他社會福利制度均以政府稅收作為財源。政府也另外提供家庭津貼，對撫養18歲以下子女的父親或母親，提供現金給付。

     醫療照顧

     丹麥的醫療體系屬公醫制，醫療人員均為政府公務員；政府從「應稅所得」徵收8%的「健康照顧稅」作為醫療照顧體系的財源。丹麥的工會組織率高達80%，為跨事業單位的全國「職業型工會」（trade unions）。醫護人員的薪資、勞動條件與相關工作福利，由各工會與政府部門透過每兩年一次的協商決定。

民眾就醫基本上完全免費，但一些藥品醫材（如牙科矯正、眼鏡）或非必要性醫療服務則需自費；少部分民眾另行購買私人健康保險，以支付公共醫療未提供的醫療項目。

丹麥人口老化問題嚴重，65歲以上者佔全人口的16%以上。政府為了因應節節上升的醫療支出，於2011年10月首開世界第一例，對奶油、牛奶、起司、肉、油與含有2.3%以上飽和脂肪的加工食物課徵「脂肪稅」。但脂肪稅政策造成基本民生食品的價格飆漲，許多丹麥人跨境到鄰國購買食品，在國內食品業者的反彈下，此政策在2012年11月宣告取消。

丹麥的行政體系分為三層：中央、區域、地方（municipality）。丹麥全國只有15家醫院，均為區域政府經營的公立醫院，擁有全國99%左右的醫院病床。每一位丹麥人均有指定的基層醫師，病患必須經由所屬的基層醫師轉介，才可到醫院就醫，接受二級醫療照顧(secondary health care)。

初級醫療（primary health care）則由地方政府負責，由一般科醫師（General Practitioners, GP）提供醫療服務；GP受僱於市鎮政府，薪資包含「按人計酬」費（capitation）及「按件計酬」（fee-for-service）兩部分，其執業地點與各區的GP數量，均受地方政府的管控。地方政府也聘僱照顧服務人員，提供家訪、長期照顧、學校健康、失能者或領取病假給付者的訪查與復健復工等公共服務。

在丹麥，轉介至醫院就醫的等待時間常需要1至2個月，但若屬急性疾病則可較快就醫。部分丹麥病患會透過醫療保險公司的協助至其他國家就醫，以縮短就醫時間。 

工作者的傷病現金給付（暫時失能）

 （一）一般傷病

         依據丹麥的「傷病福利法」（Sickness Benefit Act），受僱者若因傷病而無法工作，可從傷病發生的第一天起，按週領取傷病現金給付，所得替代率為90%，給付上限為52週。雇主必須負擔傷病者失能期間的前三週給付，但在第三週之後，則轉由地方政府負擔財務。

 自雇者若發生傷病而無法工作，亦可從第三週起，向地方政府領取傷病現金給付。懷孕生產的工作者可領取的現金給付同上。

 由於地方政府必須負擔第三週以後的失能福利補助，因此為了降低財務壓力，設置有失能者訪查與協助機制，以鼓勵失能者提早結束病假，重回職場。

 （二）職業傷病

     若工作者的傷病問題是由工作引起的，屬於「職業傷病」。但在丹麥，不論傷病是否因工作引起，對工作者而言，領取的傷病現金給付，與一般傷病現金給付的額度完全相同。

但對雇主而言，財務負擔不太相同：在短期失能方面，同一般傷病給付，雇主需給予失能前三週的薪資，第三週之後則轉由地方政府支付；但超過一年的長期失能，雇主則必須全額負擔財務，因此，此部分的財務風險必須透過強制投保，以確保雇主能履行責任。在丹麥，職災保險由私人保險公司提供，雇主必須幫所有受僱者，包括職業訓練者投保職災保險；自雇者亦可自願加保；給付的對象主要為失能期間超過一年的重大職業傷病；雇主並需提撥經費至政府設置的「職業病基金」，作為職業病給付基金。

受訪的幾位專家皆認為，在丹麥，職業傷病的認定並不是重要議題，因為，不論是否因工作引起，傷病之後工作者所獲得的醫療照顧與經濟保障是一樣的。

職業醫學與「職業健康服務」（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s）

     丹麥的醫療體系屬公醫制。根據於Bispebjerg Hospital任職的職業醫學醫師Dr. Martin Nielsen的說法，丹麥在1970年代產業民主化運動時期，左派的社會民主黨支持OHS，此時新頒佈的職業安全衛生法將OHS納入法規，規定一定規模以上的事業單位必須設置職業健康單位，此時期，OHS也屬公共醫療的一環。但在2004年左右，右派政黨將強制性的「職業健康服務」從法規中刪除，造成職業醫學的弱化。丹麥的職業醫學醫師人數不多（約100位），當職業醫學醫師懷疑有工作環境有問題時，會通知勞動檢查單位前往調查。

比較特殊的是，丹麥的職安法規未有「職業健檢」制度，受訪的勞動檢查員與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認為，職業健康保護應著重於「工作環境」的改善，沒有必要監測工作者的健康狀態。對於一般民眾而言，因為有全面的醫療照顧與失能年金，因此沒有區隔「職業傷病」與「一般傷病」的必要，因此未感受到職業醫學的功能。

工會角色

     根據OECD的統計資料，丹麥的「工會組織率」（trade union density）達69%，「集體協商涵蓋率」（coverag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達82%。在丹麥，不參加工會或不繳工會會費的人（很多來自移民家庭），會被認為是貪小便宜的free rider。一些工會非常強大，不僅可在市中心昂貴地段擁有房地產，還可收藏投資藝術品；在罷工時期，工會還可支付會員罷工期間的生活津貼。

在勞工議題上，工會的角色無所不在，勞動事務大都透過勞資協議處理；包括工時、薪資、福利、職場健康服務等事務，均透過集體協商達成協議。國家的勞動檢查員不得干涉勞資協商的內容或雇主管理權限；例如人力配置即屬「經營管理權」，為勞資雙方自治的領域。有關職場母性保護，丹麥職安法規並沒有任何規範，但就業法規規範，若雇主無法安排合適工作給懷孕勞工，則必須安排有薪休假。

     丹麥政府「就業部」下設置各種諮詢組織，其組成大都是勞雇代表各佔一半。職業安全健康政策的諮詢組織為「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Working Environment Council），其功能包括擬定政策議題、制訂政策、向社會大眾溝通等等。目前主要的政策議題為職災、工作壓力、肌肉骨骼疾病。工會代表不僅可參與科研政策的決策，也對國家職業健康研究所所長的認定擁有否決權。

勞動檢查

 丹麥的勞動檢查機構（The Working Environment Authority，WEA）包含中央機構與14個區域機構，中央機構人力約200人，地方勞檢單位則有約400名勞動檢查人員，勞檢員擁有不同專業。

職業傷病爭議審議機制

 任何單位（包括雇主、受僱者、機械設備提供者、其他政府部門）對勞動檢查的裁決有異議，包含職業傷病認定爭議，將交由爭議審議單位（Working Environment Appeals Board）處理。此單位的組成包含「就業部」指派人員一名擔任主席，5位雇主團體代表、5位工會代表，以及3位專業人士，分別由「健康與預防部」指派的醫師1名、「司法部」指派的法律顧問1名、丹麥科技大學指派的技術專家1名；但3位專家沒有投票權。在職業病認定程序中，醫學、法律或安全衛生技術人士以專家身份提供意見，但沒有投票權。

 職場過勞與工作壓力問題

     在1970年代，工會運動開始重視過勞與工作壓力問題。1975年，職安法規首度納入「職場社會心理危害」。1995年，勞動檢查首次針對過勞問題，向雇主開出警告，此事件被視為是勞動檢查權責擴大，違反勞雇自治（集體協商）原則。近年來，丹麥勞動檢查機構積極發展「職場社會心理危害」（包括過重負荷、情緒負荷、職場霸凌等）的評估工具，成為勞動檢查的重點項目。

 

致謝：筆者在2012年10月參訪丹麥的「國家工作環境研究所」（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the Working Environment；NRCWE），以及位於哥本哈根市郊的比斯佩耶格醫院（Bispebjerg Hospital）。感謝以下專家學者提供協助或接受訪談：

Dr. Hermann Burr of the Feder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 Berlin, Germany (senior researcher); Dr. Reiner Rugulies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professor); Dr. Tage S Kristensen (professor, retired); Dr. Karina Nielsen (Professor); Mr. Johnney Dyreborg (Senior research in worksite safety and health); Dr. Martin Nielsen (occupational physician)；Mr. Tom Hansen (labor inspector).

 

參考文獻：

1.        European Commission.  Your social security rights in Denmark, 2013 (http://ec.europa.eu/employment_social/empl_portal/SSRinEU/Your%20social%20security%20rights%20in%20Denmark_en.pdf ; accessed on 4/4/2015).

2.        Ministry of Health and Prevention, Health care in Denmark (2008). (http://www.sum.dk/Aktuelt/Publikationer/~/media/Filer%20-%20Publikationer_i_pdf/2008/UK_Healthcare_in_dk/pdf.ashx; accessed on 4/4/2015)

3.        Rasmussen, Mette Bøgehus, Tom Hansen, and Klaus T. Nielsen. "New tool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inspection of the psychosocial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experience of the Danish Working Environment Authority." Safety Science 49.4 (2011): 565-574.

追念烏山頭水利通：陳正美先生

2010年夏天，曾熱情接待台大公衛系服務隊的「烏腳病醫療紀念館」執行長 陳正美先生，於2011年6月16日辭世，告別了73年的人世旅途（1939-2011)。

人稱「烏山頭水庫通」的 陳先生，長年投入水利文史工作。他不僅是「八田與一紀念園區」的主要推手，也是建設「烏腳病醫療紀念館」的靈魂人物。謹以此短文追念我所認識的陳先生，盼陳夫人與家人節哀保重。

陳先生1939年出生於台南北門。當地原為台江內海沙丘，土壤鹽分高而難以耕種。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在台南沿海地區填海造陸、開闢鹽田、興建化學工廠，並為了改善嘉南平原的飲水及灌溉問題，由年輕的八田與一（1886-1942）主導，推動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等大型水利工程。烏山頭水庫在1920年開工，1930年竣工，採用當時特殊先進的半水力填築工法。在水庫興建期間， 陳 先生的父親在工地製作香蕉乾作為工人乾糧，薄利多銷地建立農產加工事業。

陳先生年幼時即聽聞八田技師的事蹟，目睹水庫大壩工程的雄偉，也親身感受到水利工程對農民生計帶來的巨大改變。中學時期則深受國文老師的啟蒙，對文史持有高度興趣。

陳先生自嘉義農專畢業後，從事農業經濟研究一年，之後於1959年考進了位於台南市區的嘉南水利會。當時的水利會仍有不少日籍技師，陳先生告訴我，他在1959年八七水災與1960年八一水災的救災期間，深切感受到嘉南水利會員工專業敬業的工作態度，對於當時才二十出頭的他，帶來深刻的影響。

1950年代初期，台灣西南沿海地區爆發俗稱「烏乾蛇」的地區性流行病，患者四肢末稍發黑壞死。陳先生成長於烏腳病最嚴重的北門地區，對於患者的痛苦感受深刻。

1958年，政府委託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進行烏腳病調查，根據調查團成員陳金生先生的報導，「烏腳病流行地區貧窮得像人間地獄」。在烏腳病最猖獗的1950年代與1960年代，許多醫護人員、教會人士、公衛研究者、政府行政人員與文字影像工作者，以各種方式關懷飽受病痛與貧窮折磨的烏腳病患者。當時年輕的陳正美先生拍攝許多珍貴照片，但因未標註攝影者姓名，而不為後人所知。

走過半個世紀之後，醫治過無數烏腳病患者的基督教北門診所、金河診所，以及提供給患者工作機會的草蓆工廠，埋沒在荒煙蔓草中，成為被人任意堆放垃圾的廢墟；北門也如同台灣許多偏遠鄉鎮一般，青壯人口外流、老化問題嚴重。

台南地方人士自2002年起，積極向中央政府文建會爭取經費，希望在北門烏腳病防治中心原址設置文化園區。經過數年的籌畫規劃後，終於由文建會與台南縣政府共同出資，在2006年11月動工，2007年9月完工，建立了台灣第一座以醫療為主題的「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主導紀念館的籌備規劃、整建監工，到實際運作的核心人物，正是當時甫自嘉南水利會退休的陳正美 先生。

筆者在2009年八八水災後回台南家鄉探望。途經偏僻的北門鄉時，發現過去曾殘破不堪的烏腳病防治中心不僅煥然一新，還增添許多文史色彩，驚喜與感動之餘，我拿了一些資料，也捐了一些錢，回台北後即接到陳先生來電致謝。之後，我多次造訪紀念館，注意焦點逐漸從紀念館本身，轉移到相當特別的陳先生。

原來，擔任執行長的陳先生不僅文筆頗佳，有不少著作與攝影作品，也是八田與一紀念館的主要推手。在這幾年來，陳先生每日在台南北門兩地奔波，一早從家中搭公車到台南火車站，再搭興南客運到北門，車程約一個半至兩小時；傍晚，再花同樣的時間搭客運與公車返家。是什麼力量支撐著這一位70來歲的退休公務員，不顧身體病痛，不顧家人的反對，義無反顧地投入這個幾乎全年無休的工作？是為了歌頌昔日的善行，讓一些人既有的光環繼續發亮？還是其它？

2010年6月，我跟著服務隊學生在北門住了數天，因而有機會更瞭解陳 先生的工作、想法，以及推動地方文史工作遭遇的困境。

顯然，陳先生並不盲目崇拜，而且他對一些人事與人性問題，有著透徹的瞭解。他深知，若只不斷重複訴說著過去的苦難，紀念苦難中的善行，同樣的劇情總有一天無法再繼續製造感動。他說，有些人口口聲聲說著愛鄉愛民，卻任由家鄉變成廢墟；他談著自己父親對他的指責：讀這麼多書，對故鄉有什麼實質貢獻？他說，歷史是我們前進的動力，他希望年輕人能知道曾在這塊土地努力耕耘過的人與事；他說，要把有限的餘生貢獻給故鄉，希望北門在十年內改頭換面，吸引更多觀光客，讓年輕人在家鄉找到工作機會…。

聽著這麼一位長者說出這樣的豪語，令我動容；他重視實質工作、不計個人名聲與利益的態度，也令我敬佩。

這些年來，陳先生的身體在一次次化療中日益衰弱。今年5月，我收到他寄來的新書《嘉南大圳與八田與一》（台南市文化局出版，2011）。長達30萬餘字的巨著，收錄著陳先生歷年來對烏山頭水庫、嘉南大圳與八田與一的研究、報導、詩歌與珍貴照片。

收到書後，我趕緊致電道謝，電話那頭傳來熟悉的爽朗笑聲，他謙虛地說，只是希望讓後人有多一些史料可參考...。

如今陳先生已離去，但他敬業與正直無私的精神，也如同八田技師的故事一般，令人追思和懷念。

芬蘭紀實：「職業安全健康國際論壇」與會心得

今年六月，筆者在國科會經費補助下，參與「芬蘭職業健康研究所」（Finnish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Health, FIOH）主辦的研討會（International Forum o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Policies, Profiles and Services），會議為期三天（6/20～22, 2011），在風光明媚的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近郊的Espoo鎮舉辦。筆者於會後撰寫國科會「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也希望藉由本文，將國際職安衛政策（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olicy）的發展概況，分享給關心此議題的同仁與學生。

主辦單位與會議介紹

在職業安全與健康領域，人口數約540萬的芬蘭，可說是國際上首屈一指的模範生。不僅在「國際勞工組織」（ILO）、「國際職業健康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ICOH）、「世界衛生組織」（WHO）等重要國際組織，不時可看到芬蘭學者活躍的身影，隸屬於芬蘭政府「社會事務與衛生部」（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底下的FIOH，也是此領域的研究重鎮。

FIOH雖為芬蘭國內研究機構，卻相當國際化，出版許多報告書，並時常成為ILO與WHO推動政策時的範本。FIOH也在WHO與ILO的經費支持下，定期出版Asian-Pacific Newsletter on Occupational Health Safety、African Newsletter on Occupational Health Safety以及俄文版的Barents Newsletter on Occupational Health Safety。這些通訊旨在報導主流職業醫學期刊較少關注的中低收入國家職安衛問題，但也不乏國際職安衛研究者撰寫的學術性論文。這些通訊每年出版3期，可免費寄送至各國，有興趣的朋友可至FIOH網址填寫訂閱單。 

本會議的合辦單位包括WHO、ILO、ICOH以及European Agency for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Eurofound等歐盟組織。由於此會議與我目前的研究主題十分貼近，因此當我在ICOH網頁上看到這個研討會訊息時，便將手邊的研究摘要投出，並在今年三月獲知入選作口頭報告。

此會議有上百位學者專家與會，分別來自歐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澳洲與亞洲等42個國家（台灣為其中之一），以及歐盟（European Union）、WHO、ILO、ICOH等國際組織。

與會者包括Dr. Kazutaka Kogi（president of ICOH，日籍）、Dr. Jorma Rantanen（former president of ICOH，芬蘭籍）、Dr. Seiji Machida（director of ILO Safe Work，日籍）、Dr. Takala Jukka（director of EU-OSHA，芬蘭籍）、Dr. Ken Takahashi（日本產業醫科大學教授，president of Asian Association for occupational health）、Dr. Katashi Muto（日本獨協醫科大學公眾衛生學講座教授）等，並有多位來自歐盟會員國、俄羅斯、美國、澳洲、非洲、泰國、越南等國家政府職安衛部門的專家或人士與會。中國有兩位學者與會，分別為上海復旦大學公衛學院副院長周志俊教授與其同事戴俊明教授。我則是唯一來自台灣的與會者。

我也藉此會議，與哈佛公衛學院求學時期的同門大師兄Dr. Rokho Kim（韓國籍）重逢；他目前任職於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也是此次會議的籌劃者與keynote speakers之一。

會議主題內容與心得

    此會議安排有10個主題演講（keynote speeches），並有近百篇口頭與海報論文報告。與過去我常參與的職業健康學術研討會相較，此次會議的與會者更重視實務問題，也更積極於政策倡議與制度建置。以下扼要介紹會議主題。

 （1）   職業安全健康的政策倡議

 如何在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場域之中，為工作者的職業安全健康保護爭取更多的資源，乃是貫穿本會議的核心主軸。

     來自WHO總部的Dr. Maria Neira（Director,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and Environment，WHO，西班牙籍醫師），主題演講以global burden of diseases作為實證依據，強調所有疾病的風險中，有25%可歸因於職業或環境因素；尤其是「非傳染性疾病」（non-commutable diseases），主要由環境與職業因素引起。她認為，相較於其它危險因子，環境職業因素是較容易預防的，但國際上投入環境職業疾病預防的經費，卻是不成比例的低。Dr. Neira接著介紹WHO近年工作與幾個相關宣言，包括：Global Plan of Action on workers’ health （2007年發佈，強調勞動者身心健康的保護應成為公衛政策的重點）、Asturias declaration on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cancer （於2011年3月於西班牙公布，呼籲各界重視環境與職業性癌症，並應建立監測通報與預防機制）、Moscow declaration on healthy lifestyle and non-commutable diseases（於2011年4月於俄羅斯公布，如其標題，強調生活型態對慢性疾病的影響）。Dr. Neira並指出，職業健康的政策倡議，應與當前重要的國際政策議題作連結，如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減碳、「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等等。筆者認為，Dr. Neira的演講內容流於空泛，雖提出許多概念與訴求，但對於如何達成，阻力為何，卻未有深入討論。

    代表WHO 歐洲分部出席的Dr. Rokho Kim與Dr. Srdan Matic（丹麥籍），分析歐盟國家的職業傷病死亡率、職災發生率、職業病發生率、職業健康服務覆蓋率等指標之歷年變化趨勢，並指出歐盟內部的健康不平等問題。近年來Jorma Rantanen教授與WHO歐洲分部合作，致力於改善東南歐國家的職業安全健康制度，包括Albania, Croatia, Macedonia, Montenegro, Kosovo, Serbia等歐盟新會員國，並發展出評估工具（checklist 與半結構問卷）；此部分的工作成果也在此會議中作報告。

    Dr. Guy Ahonen（FIOH，芬蘭籍）等多位講者，則從成本效益面向，強調工作者的健康保護乃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有效投資，並認為此論述更能被產業管理與政府經濟部門所接受。在芬蘭，只要是國民，退休後皆可支領優渥的退休年金，生病無法工作時可請領病假津貼，發生職業傷病而失能也可請領職災年金給付。倡議者認為，若產業或政府不重視職業安全健康，上述成本（包括工作者提早退休、請領病假津貼、職災補償等）將成為產業與全民的龐大經濟負擔。

    筆者認為，上述論點必須以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作為前提。像芬蘭這樣的國家，民眾的健康照顧被視為是政府的責任，職業安全健康制度也相當健全。在職業傷病補償方面，職災社會保險的保費由雇主全額支付，費率依個別職場的職災風險作調整，平均職災費率是台灣的5倍；芬蘭職業疾病的補償率為每十萬被保險人有277例，是台灣的50倍；違反勞動或職業安全健康規範的產業經營者，會被政府處以鉅額罰款。換言之，在芬蘭，工作者身心健康的保護，早被內化為產業經營的成本，衍生上述的經濟估算，是相當合理的。

    但像台灣這樣看不見職業傷病的社會，健康風險大都由個人承擔，我們如何計算疾病的「社會負荷」？「疾病負荷」（burden of disease）的計算，如何納入社會考量與責任歸屬議題？如何作跨國比較？這應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2）   ILO的職安衛政策推廣工作

ILO在2006年頒布的第187號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motional Framework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強調系統性制度的重要性，並建議ILO會員國應出版National Profile。建立National Profile的目的，在於瞭解各國職安衛制度狀況；ILO的範本乃是Dr. Rantenen任職FIOH時出版的National Profile of Finland（2001、2006）。

Dr. Seiji Machida（current director, Department of Safe Work of ILO，日籍）在專題演講中，介紹ILO近年工作重點，包括各種職安衛規範與標準的建立、2008年首爾宣言（Seoul Declaration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的公布、呼籲ILO會員國簽署C155與C187等公約、建立National Profile、修訂職業疾病種類表與診斷依據（最新修訂版於2010年頒布），並積極協助各國政府訓練職安衛官員。

 在本次會議中，有多國政府部門研究者發表各自的National Profile與職安衛制度診斷報告，包括俄羅斯、中亞國家、南非、Tanzania等國。

 （3）   「職業健康服務」，可能普及嗎？（Expanding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s to all workers – Can it be done?）

 這是任職FIOH長達30餘年、前任ICOH主席Jorma Rantanen教授的演講題目。Dr. Rantanen已自FIOH退休，卻仍相當活躍，是個相當令人尊敬的學者。他曾訪問過台灣，熟識郭育良教授與幾位國內職業醫學界專家。此演講中，他指出當前職場趨勢與重要的職安衛議題，也對各國職安衛制度狀況作比較分析。

 Dr. Rantanen指出，在歐洲，小型企業（small enterprises）所佔比例日益增加，約60%的勞動人口屬小型企業工作者。若就全世界勞動人口而言，則有60%左右的工作者屬「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s），包括自雇自營者、攤販、家屬工作者等；尤其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中等收入國家，「非正式部門」工作者所佔比例非常高，其屬性又與小型企業勞工不一樣。但不論是小型企業或「非正式部門」勞工，工作處境往往是最惡劣的，但卻也是最缺乏勞動檢查與職業健康服務的族群。如何改善此類勞工的職場安全健康狀況，乃是國際職安衛政策的重要議題，也是ICOH推動「基本職業健康服務」（Basic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 BOHS）的目的。附帶一提的是，現任ICOH主席Dr. Kazutaka Kogi的專長，即是以簡易且成本低廉的介入方法，改善小型企業工作者的職場健康狀況。

Dr. Rantanen並指出，大多數國家都面臨人口老化問題，尤其亞洲國家老化速度最為快速，此外，不穩定雇用增加、女性勞動者與移工的增加，皆對傳統的職安衛制度帶來衝擊。如前文所述，他發展checklist，用以評估各國的職安衛制度狀況，也是BOHS與National Profile的主要推動者。

Dr. Rantanen比較世界各國職安衛制度設計，發現約有2/3的國家，將其職安衛體系隸屬於勞動部門；此類國家的職安衛制度，較重視勞動檢查（inspection oriented）、事前預防與職場風險管理，也較傾向將勞工健康檢查視為是勞動檢查的一環。反之，約有1/3的國家將職安衛制度歸屬於健康照顧或社會服務部門；此類國家的制度設計較為健康服務導向（health service oriented），也較個人化（individualized）、較不重視職場暴露風險的管理。他並指出，職安衛各系統之間缺乏整合，是許多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此外，各國職安衛制度差異頗大，指標的定義與內容也有相當大的歧異性，是作國際比較時需要注意的問題。

最後Dr. Rantanen提及，近年來私部門的職業健康服務產業成長快速，包括職業健康服務公司、顧問管理公司等。但他認為，這些組織屬營利單位，必然會帶來商業化問題。他對此現象的評論是：「市場不會有效，好的政府才是關鍵」（Market can not work; good government is the key）。

（4）其它主題

如何建立良好的職安衛指標(indicators of OSH)，也是本次會議的主題，包括各種指標類型、定義、蒐集方法、即時(real time)的職業傷病偵測與通報系統、「指標事件的監測制度」（sentinel surveillance systems）等議題。歐盟有不少資料庫，包括各國職業傷病補償資料、工作品質調查等，內容豐富且大都可免費下載，可從EUROGIP連結（www.eurogip.fr/en）。

另有講者談及歷史觀點的重要性，建議研究者應瞭解歷史，以充分掌握職業健康問題的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另外來自瑞典的講者Dr. Peter Westerholm比較北歐五國的職安衛制度，並特別對瑞典近十幾年來的政策轉向（轉向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模式）提出批評。

「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s)顯然是當前國際政策的熱門議題。本次會議有三位講者，探討「氣候變遷」對工作者身心健康的影響，例如heat stroke或環保產業中的新興職業危害。來自美國NIOSH的Dr. Paul Schulte特別介紹「綠色工作」（green jobs）這個新概念，意思是說，產業發展與能源政策不僅應考慮溫室氣體等環保議題，還要考慮工作者的身心健康。不過筆者認為，對於至今尚未有全民健保的美國，失業往往等同於失去健保，職業健康制度也不如歐洲國家，所謂「綠色工作」概念的推廣，或許不是很迫切的議題吧？

歐洲國家的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如何讓老年人繼續留在職場工作，避免過早請領退休年金，也是當前許多社會福利制度完善的歐洲國家所面臨的重要議題。

有數場演講討論工作壓力問題與因應策略。例如，來自英國的Dr. Leka致力於推動企業組織內部的工作壓力改善制度，為此領域的主要推動者之一。

來自日本北九州產業醫科大學的Dr. Takahashi Ken，則針對日本職業健康政策作專題演講。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他對日本石綿問題以及今年東北核災引發的職業健康問題的關切，是一位能結合學術研究與政策參與的優秀學者。

 來自台灣的研究報告：Long working hour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due to overwork: comparison of Japan, Korea and Taiwan

在15分鐘的口頭報告中，我比較日本、韓國與台灣自1980年以來的工時變化趨勢，並針對各國職災補償制度、職業疾病認定狀況、過勞相關職業病認定爭議等面向，作國際比較分析。此報告呈現台灣與日本、韓國，在勞動狀況、失業率變化、工時，以及職業病認定議題上，有著相當高的共通性。此演講引發許多後續討論，與會者對於工時偏長的亞洲國家相當感興趣，尤其對於韓國在1998年之後職業病認定件數劇烈上升與2004年之後的快速下降，感到十分好奇。Dr. Rokho Kim認為，此現象與韓國政府職業傷病認定政策搖擺不定有關。

 「芬蘭職業健康研究所」（Finnish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Health）參訪心得

   會議的最後一天，主辦單位FIOH安排與會者參訪該機構。我與來自泰國衛 生部的Dr. Siriwan Chancharoen一路聊天，不知不覺車子已抵達FIOH門口，原來是座落在馬路旁一棟不太起眼的建築中。

FIOH研究人員親切的介紹我們參觀睡眠研究中心、柰米危害研究中心，以及各種實驗室設備。但我比較關心的是芬蘭的職業安全健康制度，例如職業病科醫師的角色、如何進行職業傷病的認定與補償、社會保險補償與民事訴訟之間的關連等等，介紹人員也一一耐心回答。

芬蘭的職業傷病認定，主要由12個職災保險公司負責蒐證與認定，這些保險公司受「社會事務與衛生部」監督。若遇有爭議個案，保險公司會將案主或相關資料送FIOH各分處，尋求專業協助。幾乎所有個案都能透過此機制得到適當補償的處置，很少聽過有職災勞工需要透過法律訴訟來求償。FIOH時常接待國外學者參訪，也歡迎國外學者前來短期研究。若未來有短期研究機會，FIOH將是一個很理想的研究機構。

 會議之外

    會議之外的休息、中餐與晚宴時間，是結交國際友人的時段。筆者此次也結識不少國際友人，包括來自日本的Dr. Katahashi、Dr. Machida教授，以及來自美國NIOSH、風趣親切的Dr. Leslie Nickles─在歐洲聽到美國腔英文，總覺得倍感親切。此外，我也與過去常在工作壓力研討會碰面的Dr. Muto敘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會議安排的晚宴中，在我開玩笑的簇擁下，兩位年輕的日本醫師，竟然同意上台表演日本相撲，成為這次會議中最歡樂搞笑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