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淑英與蔡宛芬合寫的「讓女人生產無後顧之憂」這本書，紀錄民間團體「臺灣女人連線」推動《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的過程，從2003年開始向婦產科醫學會遊說，到2015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2016年施行，歷經十三年。
此法案的通過，大幅降低產科醫糾問題，不僅改善醫病關係，也改善產科醫師流失問題。書中記錄的法案推動過程很精彩，從你是誰啊、酸民嘲諷、醫界人士激烈發言反對，到終於獲得婦產科醫學會的全力支持。一路走來，一小群人持續不斷地努力，這是臺灣公民社會的力量。
過去十幾年來，陸續有很多醫療衛生相關法案通過，包括2013年職安法大修，2015年通過長照服務法、病主法、生產事故救濟條例，2020年通過公衛師法，2021年通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與保護法，還有很多與生醫倫理相關的法規，另外還有之前訪談邱清華老師才認識的法醫師法。
每個法案的推動過程，都有政府、學界與民間組織的參與，參與程度不一，但民間社會扮演重要角色。公衛政策需要專業研究，更需要草根民主。如何結合兩者，建立草根民主式的公衛政策研究，應該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莊進源先生擔任環境衛生部門公職人員長達四十幾年。他在1950年投入公部門，曾經歷過美援時期，並曾在臺灣解嚴前後環保運動最蓬勃的時期，擔任過環保部門的重要首長職務，直到1991年（65歲）退休。
這本回憶錄由莊先生親筆撰寫，2012年由前衛出版社出版，當時他已87歲。本書記錄他從小到大的人生經歷與回憶，包括成長於日治時期的青少年經歷與社會觀察、經歷二二八事件與身份認同的轉變、戰後公務員生涯、台灣仍在聯合國時期擔任政府科技官員的國際活動等等。他曾經歷過的長官包括高玉樹、李登輝、李國鼎等人。
本書內容豐富有趣，可從中看到臺灣社會變遷、1950年代以來環境衛生制度的發展歷程，與公務員在體制內的能動性。本書並以內部參與者角度，為臺灣環境衛生政策發展留下珍貴的一手紀錄。
【日治時期】
莊進源先生出生於1926年，當時是日治時期大正年間，父親為宜蘭太平山地區的巡察（警察）。日治時期的臺灣警察，被賦予管理民眾生活的政治權威。莊先生還記得父親的制服、配刀，以及這個職務伴隨的紀律與執法威望。書裡也提到1930年霧社事件對警察的影響，尤其在原住民人數眾多的宜蘭山區，警察成為高度戒備的人員。
小學時期，他就讀宜蘭小學校，成績不錯，卻在中學考試時因臺灣人身份而受到差別待遇。小學畢業後，他隻身前往台北，棲身在遠親家中，在台北商工（現在的開南商工）以半工半讀及自學方式，先通過檢定取得高中畢業資格，再以18歲年紀通過總督府普通文官考試，成為日治時期總督府的公務員。
【戰後：從農村衛生、工業衛生，到環境保護】
戰後改朝換代，他輾轉進入台大化工系就讀，1947年228事件發生時，已是21歲的台大學生。1950年（24歲），他取得高考化工科考試及格資格，成為中華民國的公務員。
進入政府部門之初，莊先生擔任化工分析人員。1955年，臺灣省衛生處在美援資助下成立「台灣省環境衛生實驗所」。莊先生在因緣際會下進入這個新成立的單位。
省環境衛生實驗所的任務是配合農復會（美援單位）與省政府衛生處，負責推動農村環境衛生的改善，工作包括環境衛生調查、環境衛生工程的規劃、掘井建廁、興建糞便處理衛生工程、人員培訓等等。
莊先生在1956年到臺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接受短期課程訓練、1958年獲得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獎學金，赴日本東京國立公眾衛生院及國立京都大學工學研究院進修，取得衛生工程碩士。之後，他陸續接任環境衛生部門主管職務，負責的業務從農業時期的糞便、水肥、廁所、飲水、病媒蚊防治等問題，到快速工業化之後產生的垃圾、工業污染、環境污染等問題。他曾擔任過的重要職務包括：台北市衛生局科長、台北市在1967年成為直轄市後成立「環境清潔處」擔任科長、1971年衛生署成立後設置「環境衛生處」擔任處長、1982年衛生署將該處升格為「環境保護局」擔任首任局長。
臺灣在一九七〇年代，因為快速工業化與「客廳即工廠」等政策，大小工廠林立於社區與農村，工業污染問題快速出現。此時期也是環境保護立法期。衛生署環境衛生處推動大量環境保護法案，包括《飲用水管理條例》（1972）、《廢棄物清理法》（1974）、《水污染防治法》（1974）與《空氣污染防制法》（1975）等。臺灣省政府也在1974年在省建設廳下成立「水污染防治所」，掌理水污染防治計畫。進入一九八〇年代，公害污染爭議更為頻繁，重要事件包括新竹李長榮化工廠案（1981）、大里三晃農藥工廠案（1984）、台電核四廠案（1986）、鹿港杜邦二氧化鈦廠案（1987）、中油五輕廠案（1987）及台塑六輕廠案（1987）。
在此時期，莊先生擔任環境衛生主管單位的主管，從衛生署「環境衛生處」處長（1972-1982）到衛生署「環境保護局」局長（1982-1987），是環境衛生政策的重要參與者及決策者。然而書中也提及，他在公部門工作初期看到的腐敗與缺乏效率問題，時常感受到的壓抑與不得志。
1987年環境保護署成立，1991年退休。
【少女的祈禱】
台灣垃圾車的配樂為什麼是「少女的祈禱」？起源為何眾說紛紜，甚至有一位美國學者在2019年出版的論文還以此大作文章。根據莊先生的說法，這是他在擔任台北市衛生局科長時，聽從妻子建議下而指定的。
這本書在1992年出版，看起來是歷久彌新的暢銷書 。The verbally abusive relationship – how to recognize it and how to respond. Patricia Evans. 1992, 1996, 2010. 中文版，遠流，2018。
作者專職於人際溝通，她將累積多年的諮商經驗整理成書，揭露並分析家庭關係中的言語暴力型態，並指出受害者的普遍心態，包括：姑息、困惑、自責、憂鬱。
言語暴力是人類文化的一部份，每個社會都存在暴力文化，展現的方式有些外顯，有些幽微，可能出現在私領域，也可能出現在公領域。
婚姻或親密關係中出現的言語暴力，通常隱密性高，因此除了親密關係中的兩方之外，外人很難看見。也因為如此，當施暴者在公領域具有良好的社會形象，或擁有良好的社會人際關係時，受害者的經驗與感受，往往較難被他人採信或同情。婚姻諮商師不見得具有性別意識，若諮商師無法辨識父權文化對受害者的壓迫，則可能在諮商過程中讓性別關係中的不平等更加惡化。
在性別關係之中，言語暴力的受害者大多數是女姓。然而男性也可能是婚姻關係中的言語暴力受害者，而當男性作為受害者，他們的處境會更難以啟齒，且更難以被同理。
而不論是在私領域或公領域，言語暴力的本質，都與權力與控制慾有關。言語暴力是一種試圖壓抑與控制別人的手段，表現的方式很多元，包括批評、貶損、嘲笑、奚落、刻意作對、拒絕溝通，或以高傲態度對待別人。想要支配別人的人，時常也是具虐待型人格特質的人，往往無法以同理心去理解他人處境，而同理心，恰恰是和諧人際關係的最重要基礎。
言語暴力的受害者必須能辨識言語暴力的存在，也就是要能辨識危害，並應盡量跳脫情境，客觀分析人際互動關係中的權力不平等與壓迫關係，看見自身處境，並試圖從受害情境中脫身。
本書對親密關係中的言語暴力問題提出深入的描述與分析。本書觀點，也適合拿來分析親子關係中的衝突，或職場中的關係霸凌問題。
互相尊重、不用言語傷害別人、能辨識危害並保護自己，是應該學習的功課。
林絲緞，是我高中時期聽過的名字，應該是透過林懷民的文字介紹而認識的。當時已是1980年代，距離林絲緞身為人體模特兒而造成社會轟動事件的1960年代已有大概二十年光景。
看了公視這部紀錄片， 《獨舞者的樂章》，才知道林絲緞之後投入舞蹈社會教育，而且有意識地以舞蹈作為介入社會的媒介，讓一般婦女、身心障礙人士、兒童、學生，都能在舞蹈中感受身體的律動以及藝術帶來的喜悅，並從中獲得自信心。舞蹈不再是藝術圈或上流階級的高雅嗜好，而是落實社會平權的方法。
這部紀錄片由林絲緞的兒子李立劭拍攝，紀錄自己的媽媽媽從十八歲少女長成八十歲老婆婆的一生。很有意義，也很感人。
林絲緞成為人體模特兒，是在民風保守的1950年代末期至1960年代初期。其實台灣在日治時期的西洋美術發展運動中，裸露的女體畫與人體雕塑是頗常見的，例如雕塑家黃水木的甘泉水就是傑作。即便在物資困頓的1930年代，台灣藝術家仍產量驚人，是藝術創作者的黃金時期。然而戰後政權轉換，裸露的人體畫成為社會禁忌，人體模特兒更是中國禮教無法接受的傷風敗俗職業。在狹縫中求發展的畫家仍積極尋求人體模特兒，他們的熱切，感動了這位年輕女生。藝術圈的呵護與熱情，應該也相當程度保護並鼓舞了飽受社會汙名與歧視的林絲緞。
1961年，林絲緞以模特兒身分，主動舉辦第一屆人物美術展覽會，反客為主的舉動，造成極大轟動，當年她才21歲。1965年，林絲緞再舉辦人體攝影展。她認為藝術不是只是畫家、雕塑家、攝影家的事，也是模特兒的事。真是非常非常勇敢而有自覺的女性。台灣的美術發展歷史應該紀錄這一段。台灣的婦運發展史，也應該記錄這位勇敢女性的事蹟。
片中提到楊英風等藝術家，也採訪撰寫「日據時期台灣美術運動史」的謝里法與婦運前輩李元貞。影片提到當年師大校園與和平東路附近生活點滴，讓人倍感親切。
何謂「經濟民主」？根據維基百科，指的是主張將企業管理的決策權從管理者與股東的手中轉移至工作者、消費者、物料提供者、社區與廣大公眾的社會經濟哲學。這樣的定義，超越過去著重勞工參與的「產業民主」，試圖將公司外部的利害關係人也涵括在內。
為何要推動經濟生產體制的民主？意義為何？如何實現？這是本書兩位作者試圖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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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勞陣出版的新書 |
對於「平台經濟」如Uber與Airbnb，作者認為平台以共享為名，實為平台資本主義；平台擁有者單方面掌控所有決策權與利潤分配機制，而司機與乘客、房東與房客、勞務提供者與勞務需求者，充其量只是交易過程中互相選擇的參與者，對公司決策並無參與權；工作者處於有工作才有收入的自雇型態，勞動力高度商品化，不受傳統勞動法規保護，但實質上卻受組織嚴密控制（頁114-118）。對此，作者認為應結合數據創新與合作精神，強化民主管理，以對抗平台資本主義的不民主問題（頁118-127）。
本書第三章提供台灣本土的經濟民主實例，包括新玻事件（1985-1990）、興中紙業（2001-2015）、台汽／國光客運（2001-2008）。這三個例子的特色是，均為公營事業單位民營化過程中，由留任員工出資認股並接管公司的過渡經驗。本章並回顧新竹科學園區曾盛行一時的員工分紅配股制度（1990年代至2008）指出此制度實質上只有加薪作用，並無員工參與管理的共治理念，因此並無法促進組織認同。第四章從政策面向進行討論並提出建議。
本書內容豐富，提出很多重要概念以及實際案例。從產業民主到經濟民主，的確是條應該努力的道路。讀完後有以下問題：
1. 經濟民主與產業民主應存有差異，前者應該涵蓋勞工以外的消費者、合作廠商、社區、社會大眾。但本書似乎聚焦在產業民主，在如何連結消費者或社區方面著墨較少。
2. 本書後半段有很大篇幅在討論員工持股方式。問題是，員工持股是否就能介入企業經營權？為何聚焦在利潤分享機制，而不是討論工會力量？員工的利益是否等同於社會利益或社會需求？即便是員工實際參與企業治理，似乎也不能等同於社會利益。
3. 第四章第219頁提到瑞典「團結工資」經驗。我的問題是，獲利高的產業，如何要求獲利低的產業幫勞工加薪？實際上如何操作？後者不就倒閉？
4. 如何落實職場中的民主，「所有權」應該是關鍵因素，但這樣的理論是否僅適用於私部門？而且僅限於規模在一定程度以上的私部門組織？公部門內部的職場不民主問題，應該就不是所有權問題。
5. 職場民主，與工作壓力研究領域的「職場正義」量表概念非常相似(分配正義、程序正義、關係正義）。應該有進行個案分析並結合量化調查的可能性。
本書是社會學的學術專書(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探問的研究問題是，財富金字塔頂端的富裕階層，如何自覺並回應自身的地位優勢。
作者Rachel Sherman是紐約著名的大學New School的社會學家。據作者自述，自己也來自優勢家庭。研究材料來自訪談。作者訪談55位富裕人士，另外也訪談30位為頂層人士服務的中間人（包括設計師、建築師、財務顧問、運動教練、廚師等）。研究場域是美國紐約市，是美國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之一。研究進行的期間，紐約曾經歷「佔領華爾街」社運動。由於主題敏感，研究過程並不順利，拒訪率很高。研究者指出，她的受訪對象具有一定程度的偏差性。
本書的主要結論是，檢視不平等，重點應放在製造社會不平等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過程，而不應放在個人的人格態度或行為。她強調，不論對於那個社會階層，都應該要避免個人化的歸因與道德評價，否則不僅無法弭平對立，反將複製不平等，成為繼續鞏固社會不平等的機制。
本書最後一節描述研究方法，包括研究過程與研究限制。書末並列出10個討論題目，適合作為研究設計與推論的參考。台大圖書館有電子書，我自己買了實體書。以下摘錄本書內容。
Study participants
ü The author herself was raised in a privileged background and lived in NYC. She targeted people living in NYC, with high income and/or wealth (top 5%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 their 30s and 40s, and had children. The author thought these people would likely make important lifestyle decisions such as buying houses, doing a renovation, choosing schools for their children, etc. (p14).
ü Snowballing sample was used, but the non-responding rate was high. It turned out that finding people who had recently done a major renovation on a house or apartment was an effective way to find these people (p17, p243) because home renovation is very common in NYC, and people enjoy talking about it.
ü A total of 55 parents were interviewed. Their income ranged from 250,000 to 10,000,000 (most of them above 500,000, or 年收入>1,500萬台幣) and assets ranged from 80,000 to 50,000,000 (most above 3,000,000, or資產>9千萬台幣). Among them, 80% were white, 20% were gays, all of them were college-educated and nearly exclusively in elite institutes, and 66% had advanced graduate degrees. They shared three characteristics: they had high levels of cultural capital, were politically liberal, and 50% were raised Christian; 33% were raised Jewish, but most were not religious (15).
ü Besides, the author interviewed 30 “intermediaries”, including financial advisors, coaches, designers, architects, personal chefs, etc.
Questions asked in interviews
1. Money and lifestyle issues – how do they spend? Do they compete for status or distinction?
2. Inner conflicts and moral concerns – how do they perceive their ‘privilege’? Whom do they compare with (upward or downward)? Do they think they are worthy of this privilege, i.e., the legitimacy and moral worth issues?
Content of Each Chapter
Chapter 1: Orientation to others.
Her research question is: how do rich people locate themselves on a distributive continuum? How did such self-location affect their perceived privilege and political standing? She distinguishes three types of orientation.
(1) People who looked upward from the “middle”: they were mostly in finance, business, real estate, or corporate law fields; more conservative; against tax increase; tended to socialize with people with similar wealth; compare upwards (p32); more economically insecure; having anxieties around privilege but reluctant to talk about it; hate to talk about “inequality”; annoyed by Obama's remarks because he talked about economic inequalities and criticized the “Wall Street people”, treating them like evils (p 43).
(2) People who looked downward: many were in creative or intellectual jobs; having more diverse social networks; more liberal; more open about their privilege; see and were concerned about people with less; having class-related discomforts and inner conflicts; many expressed affinity with the “Occupy Wall Street”; these people tend to think that all groups wer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by economic relations and moral obligations; many of them believed that structural change is necessary and possible (p52)
(3) People with flexible orientations: A mixture. Classifying people into clear-cut categories is difficult because people are complicated, and attitudes are fluid and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Chapter 2: Working hard or hardly working?
n Having a strong working ethic; it is “hard work” that make them feel morally worthy; strong opposition to ‘dependency on the state’
n Many admitted that they were lucky.
n hate to talk about “structure”
n sense of economic insecurity is high – fear of job loss, disease and health care cost, financial turmoil, etc.
Chapter 3: A Very Expensive Ordinary Life
n In short, her interviewees emphasized the “ordinariness of their expenses”.
Chapter 4: Giving back (time and money)
n Traditional public philanthropy and volunteerism were taken for granted as a part of their identity as good people, i.e., philanthropic identity.
n Paying tax was considered as giving back, but some interviewees were reluctant to accept tax rise; regardless their orientation and political stands, most people took advantage of rule holes to reduce taxes.
n Giving back, but not giving up, i.e., not challenging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Chapter 5: Labor, spending, and entitlement in couples
n This chapter is about gender issues at home within wealthy couples.
Chapter 6: Parenting privilege – constraint, exposure, and entitlement
n This chapter is about how they raise and discipline their children.
Conclusion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many arguments and comments, such as the Occupy Movement, the Fight for Fifteen (i.e., a policy agenda aiming to raise the minimum wage to 15 USD per hour), Sanders'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Obama’s remarks on high-wage tax cuts, involved personal attacks. In her view, these remarks are counter-productive.
She reiterated that we should stop distinguishing good rich and bad rich and stop making personal judgments on thei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nstead, we should engage questions about a more egalitarian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 and experiential resources (p236). She reminded us that we should criticize the society and systems that produce unequal distributions of wealth and not individuals in the structu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romote “egalitarian thinking” (p236), to raise questions about “distributional justice”, and to challenge the commonly-held notion that people deserve resources merely based on individual moral status (p237).
本週支援了三場由新事社會服務中心主辦的座談會，分別在萬里、金山、淡水，目的是向外籍漁工的雇主，說明漁業工作中的職安問題與雇主責任。漁業工作型態多元複雜，藉此三次座談，初步了解漁民們對於漁業勞動與職安問題的看法。
根據漁業署的統計(2018)，台灣從事漁業從業人口有32.6萬人，其中大部分屬沿岸與近海漁撈業佔66%，其他依序為內陸養殖佔21%、海面養殖佔6%、遠洋漁業佔5%左右。漁業工作者不論事業單位規模，均屬強制加保勞保的對象，勞保統計顯示有28.3萬人以漁民身份投保勞保。
在外籍移工方面，台灣於1992年開放外籍漁工/船員，區分為境內聘僱與境外聘僱兩類。前者由勞動部管轄，適用國內所有勞動規範，薪資為最低薪資以上；後者由漁業署管轄，與國內法脫鉤，薪資大約是境內漁工的一半。
根據2020年4月底的統計，境內聘僱的外籍船員有1萬2,226人，以印尼籍最多有9,190人(75%)，其餘依序是菲律賓籍1,626人(13%)、越南籍1,379人(11%)與泰國籍31人。境外聘雇的外籍船員則有2萬多人。
近年來「報導者」針對境外聘僱漁工進行深入報導，但對於境內外籍漁工的狀況，除了梁莉芳(2019)的社會學論文之外，少有其他研究。
三場座談會的出席者均為雇主，另有一兩位漁會工作人員，並無仲介業者。雇主本身也是實際投入漁業勞動的漁民或其家屬，另有一名雇主本身也在國外公司擔任受僱船員。有雇主表示，他們經營20-30年都沒發生過職業傷害，大家都做得很好也都有遵守規定，這次上課內容不符合需求，大家都很忙碌，這次講習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但也有雇主提到工作負荷高，需熬夜，有手拉傷、睡眠不好等問題，他自己曾經因工作受傷，但並未使用勞保職災給付。
以下整理雇主意見，分為對政府、對仲介，與對外籍漁工：
I. 對政府的看法與建議
1. 勞基法限制工時不合理：漁工不是出航了就一直做事，而是船開到定點才開始做事，等待的時間不應該算成工時；漁業工作狀況特殊，不應以天作為工時的計算單位，應該改以每個月總時數或是整月平均每日時數來評斷是否有過勞問題；船員出海通常為看海象與工作狀況，雇主會讓船員找時間休息，如果真有過勞問題，船主一直在工作，會比漁工更早過勞；漁業工作需24小時備勤，如果半夜漏水，當然要起床做事。
2. 勞動局檢查出勤記錄不合理：漁業適用勞基法84-1責任制，但仍需填寫出勤紀錄。有雇主指出，外籍漁工不會填寫出勤紀錄或不願意簽名，大部分雇主與受僱者看不懂英文，有些受僱者不識字，要填報工時紀錄實有困難。
3. 漁業工作具有特殊性，不應適用目前的職安法，而需要一部職安專法。勞動部訂定規範之前，應要先到漁業工作場所勘查，了解法規的適用性，例如說要貼安全標語，有些漁船(例如舢舨船)根本沒有地方可貼。
4. 建議政府為漁業工作設計職安教材與法規，且越簡單實用越好。
5. 漁業經營者需要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證照資格，但漁民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很難取得證照。認為安衛管理師的考試內容太困難，而且都考一些適用工廠但不適用漁業的考題。
6. 很多規定一直在變，有新規定一定要先宣導。
7. 希望政府能輔導漁船自動化，以減少人力需求。
8. 最近得知印尼政府的新規定。申請印尼移工的培訓費用、食宿、機票費用，原本由移工自行支出，變成要雇主負擔，新聘一個印尼移工就要多八萬元。雇主認為這筆費用不應轉嫁到雇主身上，臺灣政府應該要跟印尼政府協商。漁民屬弱勢團體，「我們根本沒有什麼團體，漁會也不會幫我們處理」。
9. 希望外籍漁工在上工之前，能由政府能提供培訓，包括繫船、求生、逃生、滅火、急救、衛生等講習課程。國外漁業公司都會要求船員具備急救技能，但台灣沒有要求。
10. 有雇主提到，他有提供防護用具給漁工，但是漁工不會使用，雙方溝通有困難。
11. 希望政府提供補助經費，加強外籍漁工的健檢管理。
12. 政府的處罰不合理。明明是仲介的責任，卻處罰雇主。某雇主發言，說他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船員從甲船被調至乙船，被勞動主管單位發現後開罰數十萬，至勞動部申訴後不被採信，白白損失一大筆錢。強烈懷疑勞動部偏袒仲介。
13. 外籍漁工逃跑不罰漁工卻罰雇主，但雇主並無過失。
14. 有雇主發言，主張漁工若沒有發生勞保事故，政府應該要退還保費。
II. 對於仲介的看法
1. 漁工若發生傷病問題時，都是通知仲介前來處理。如果漁工需要有人照顧，仲介也會幫忙叫其他外籍漁工過來幫忙照顧。
2. 仲介的問題很多，有幕後操作問題。
3. 漁民沒有能力得罪仲介。
4. 現在的仲介費比以前貴很多，現在要2萬多，有的要7萬。
III. 對於外籍漁工的看法
1. 多位雇主提到，外籍漁工的個人衛生習慣不佳。
2. 漁工一個月27K還包吃包住，但他們動不動就跟雇主要求給獎金。
3. 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更找不到新勞工，目前是勞工挑雇主的狀況。
4. 漁工可以選擇換船主。不同船之間的工作情況以及福利獎金都不太相同，當漁工覺得在原本的船工作太辛苦、漁獲量不好或獎金不夠多時，就會裝病、逃跑或是向仲介要求要換船主。跑遠的漁船因為太累，時常請不到漁工。
5. 有雇主提到，若一直讓漁工有換船的選擇而非遣送回去，會導致漁工故意擺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