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工程時代的新優生運動：閱讀《美麗新世界》與《訂製完美》

英國小說家赫緒黎(Huxley)1932年出版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書中，描繪未來的烏托邦世界。在新世界中，統治者透過生殖科技、睡眠學習與心理制約機制，大量生產出規格齊一的人類。這些生產線製造出來的非胎生人類，依據統治者的設計而有著不同的外貌、心智能力與意識，他們高度認同新社會的秩序，並熱愛被賦予的社會角色。在基因工程設計與藥物麻醉下，人被制約了，但卻是單純幸福的。

赫緒黎在寫作《美麗新世界》之時，是全球性經濟大蕭條時期，失業與貧窮問題蔓延，此時期也是優生運動發展最蓬勃的時期。試圖透過科學方法改造人類品種、提升集體福祉的優生學思維，其實並不僅限於少數種族主義者或政治狂熱份子，而是許多科學家、政治人物、企業家與社會改革者(包括民權運動者W.E.B. DuBois)共同的想法。

早期的優生方式主要為「選擇性生育」（selective breeding），亦即，鼓勵優秀人種生育，限制不良人種婚育。美國印第安那州在1907年首先頒布強制結紮法，對象是精神疾病患者、罪犯、窮人；1927年美國最高法院確認，國家為了保障公共福祉而對精神疾病收容機構的患者執行強制結紮，並不違憲(Buck v Bell 1927)。至1930年代中期，德國納粹政府積極推動優生運動，推估在1934年至1937年期間，執行了40萬個強制結紮案例，主要對象為先天性疾病患者與精神疾病患者。進入戰爭期，德國納粹的優生運動演化為大規模的種族屠殺，自此讓「優生」一詞背負惡名。

優生運動在二十世紀中期造成的災難，主要是來自集體主義式的壓迫，以及對社會弱勢者的迫害。

然而，若將集體主義、歧視、不平等、強迫等因素排除，若能確保當事人有充分的自主權保障，這樣的優生學，是不是就沒有問題?人類既然能透過科技，讓生活更舒適更幸福，那能不能也透過基因科技，訂製更健康、更完美或更符合期待的下一代?父母親有沒有選擇或設計子女基因的自由權?當優質基因成為商品，國家政策如何規範基因市場的商業行為?這是桑德爾Michael Sandel 在《訂製完美》(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一書中思索的問題。

書中提到的例子是，一對天生失聰的同性戀伴侶，以人工生殖方式，刻意生出了一位天生失聰的孩子。

自由主義者會支持父母親的自由選擇權，前提是這個選擇權不會增加整體社會負擔，不傷害被設計出來的孩子，也不侵害其自主權。但桑德爾反對此論點，他認為，即使有此前提，自由主義的優生學仍是享有特權的父母得到想要的子女，因此會造成社會不平等。桑德爾進一步引用哈伯瑪斯的觀點，認為基因工程不但違反「被設計的孩子」的自主權，更重要的是將破壞親子間「自由平等的對稱關係」，因為他認為，人的出生必須是自然的，而非人為操作的結果，一旦被插手設計，即有被控制的問題(頁113-117)。反對者可能會說，孩子本來就沒有多少選擇，例如，被生在什麼樣的環境，有什麼樣的父母，其實也沒有選擇。但至少，這樣的狀況並不是透過科學科技方法操弄下的結果。

在第五章，桑德爾闡述他反對基因工程的道德論點。他認為，基因工程將改變人的道德觀，包括對自然的謙卑、對於不幸事件當事人的責任、對社會團結的看法。

桑德爾雖然反對基因改良，但支持幹細胞研究。本書最後一章主要在駁斥「胚胎是人」等反對論點，強調幹細胞研究對生物醫學的貢獻，也指出政府應規範的面向，包括，禁止無性複製人類、胚胎在實驗室成長的時間限制、精卵的商品化限制等等。

生殖醫學的發展，改變了人的「選擇權」範圍。以前不可能的事(例如停經後婦女還可以懷孕生子)，現在變成可能。選擇權的增加，或許是福祉，但或許也不盡然。生殖科技的發展，伴隨的商品化、階級化與社會不平等問題，是比較容易被看見的。較不顯明的倫理面向的改變，如桑德爾所言，則可能影響深遠，將改變人們對生命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