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下旬，來到大雪紛飛的札幌，參加由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主辦的「北海道對話」（Hokkaido Dialogue）。此研討會由遠藤乾教授主持，由半官方法人機構「日本學術振興會」提供經費。第一屆「北海道對話」於2014年舉辦，之後在各國輪流主辦，此次是第六屆，但由於計畫經費即將結束，也將是最後一屆。本次會議有近二十位參與者，分別來自日本、韓國、中國與台灣。筆者受邀以台灣的職業傷病問題作專題報告。
研討會宗旨：促進東亞市民社會的對話
遠藤教授在開場致辭說明，日中關係不時出現緊張衝突，他自己雖不滿意民主黨的一些作為，但相對而言，民主黨仍是傾向自由主義的，在其執政期間日中關係也較為和平。然而2012年自民黨安倍晉三再度執政之後，日中關係快速惡化。他當時基於一股使命感，認為學界應該要積極促進草根層級的社會對話，藉由民間力量促進東亞區域的和平發展，不讓少數政治人物單方面主導區域政治。當時台灣總統選舉剛結束，而中國的網路仍較開放，因而認識一些共同關注政治及社會發展的東亞學界友人，共同籌組了這個「北海道對話」平台。
遠藤教授強調，此平台有三個特點，一是草根觀點而非政府觀點，二是採各國語言而非英語作為溝通媒介，三是強調民間組織而非只有學界人士參與；主題的選取，則著眼於東亞區域各國共同面對的社會問題。過去研討會的主題包括環境、勞動、媒體、網路、性別、家庭、不確定性等。此次以「底層階級」（underclass）為主題。
遠藤教授認為，「底層階級」的擴大是許多國家目前面臨的嚴峻問題。以日本為例，貧窮人口不斷擴大，他認為與失業、就業不穩定、單親、少子女化、移民、經濟惡化與制度性歧視等因素有密切相關。貧富差距的惡化，造成底層階級被社會排除，也成為「民粹主義」（populism）的溫床。不論在德國、法國、美國或亞洲國家，雖政治制度與社會脈絡不同，但目前都出現中低收入民眾被極右派政黨吸引帶來的政治危機。如何回應此全球性現象，須要更寬廣的國際視野及市民社會的互動，這也是此次研討會的目的。
日本的貧困世代
藤田孝典（FUJITA Takanori）先生是聖學院大學人類福利學部客座副教授，也是NPO法人HottoPlus代表理事。此民間組織對貧困者提供諮詢、生活救助與庇護住所，同時也進行社會政策倡議。1982年出生的藤田孝典先生擔任第一線社會工作者已有十五年以上，著有《下流老人》、《貧困世代》等多本暢銷書，是媒體採訪的常客。藤田先生指出，日本貧困族群的人數越來越擴大，主要的貧困族群為缺乏經濟保障與家庭社會連結的高齡者，老年人的貧富差距比其他年齡層更顯著。然而近年來年輕族群的貧窮問題也越來越嚴重，低薪與就業不穩定為其主要成因。他認為，勞動族群的低薪問題並非因為經濟不景氣，而是因為企業盈餘分配給受僱者的比例越來越低。勞動家庭的貧窮化也導致兒童貧窮問題加劇，推估有近14%的兒童處於貧窮狀況，尤其是女性單親家庭的貧窮問題最為嚴重。過勞、工作不穩定且缺乏社會網絡，造成憂鬱症等精神疾病蔓延；工作者一旦出現精神疾病，就很難再回到職場。他主張政府應提升薪資分配正義，並投入「去商品化」的社會保護政策。
另一位日本講者今野勤貴(KONNO Harutaka)先生為東京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目前為NPO法人Posse工作者。此團體由大學生、研究生與社會人士組成，會員約兩百人，專職工作者近十人，主要以年輕勞動者為服務對象，除了提供諮商，也透過調查與社會行動，對政府政策發聲。
今野先生指出，「非正式員工」的勞動處境值得關注，但「正式員工」的處境其實更為惡劣，因為日本企業對於終身聘用者的壓迫更為直接。對於正職員工而言，低薪與免費加班是常態，造成勞動條件反而更差。正式員工因為擔心丟掉工作，而且親友對於擁有一份正式工作給予高度期待，在此氛圍之下只好選擇忍耐；許多正職工作者承受著高壓的勞動環境，一旦無法調適，往往出現自責心態進而出現心理疾病。一旦出現心理疾病，就很難有能力主張自身權益，許多過勞自殺者有類似經歷。他也指出，日本的勞動檢查監督人力非常不足，無法落實有效監督。NGO採取的策略是，促進問題的公共化與社會化，讓受害者走出自責心態，將個別行業的問題擴大為產業問題，建立跨族群勞動者的共鳴，進而連結到消費者，建立社會共鳴。例如從個別保育員的勞動條件問題，連結到幼兒與老人的服務品質，透過組織化與社會權力關係的改變，促進國家政策的改革。
南韓的都市貧民、平台經濟工作者與農漁村外勞
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金永選（KIM Youngsun）教授報告南韓三類弱勢族群的處境，包括：居住於廉價住宅的應考生與低收入者（所謂「非住宅居民」或「考試院居民」）、「上門服務軟體」工作者，以及農漁村外勞。
(1) 近年來「考試院居民」快速增加，推估已有數十萬人，集中於首爾冠嶽區。此類住所的居住環境惡劣，有火災風險，生活在這種環境的兒童也有肥胖、憂鬱、受性侵害等問題。
(2) 「上門服務軟體」用戶數近年來快速上升，2018年已達2500萬人。利用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SNS)的平台進行勞務交易的產業類型多元，規模龐大，服務類型包括代駕、代排隊、代溜狗、代購物、快遞、家事管理等等。投入此類工作的工作者可能有上百萬人，他們是個體勞動者，並無勞雇契約，也無法獲得任何勞動法規的保障。講者認為，面對這樣的狀況，應推動以公民身份，而非「雇用勞動身份」的社會保障制度。
(3) 透過「雇用許可制度」進入韓國的移工約有28萬人，其中進入農漁村工作的外勞有2.4萬人，這些農漁村外勞是最弱勢者，他們不受勞基法與最低收入法等法律的保障，勞動條件低落，居住環境惡劣，女性外勞會受到性騷擾、性暴力威脅。
金教授指出，南韓社會對於這些弱勢者處境的態度有「看不見」、「風險外部化」、「缺乏同理與共鳴」等現象，此現象的成因包括：企業以商業機密為由讓外界看不見內幕、外包制度與新科技的引入導致「勞動關係」消失、高度競爭的社會壓力讓大多數人陷入焦慮也限制了對他人受苦的關心與連帶感。
另一位韓國講者李元鎬（LEE Wonho）先生來自「反貧困社會連帶」（Korean People’s Solidarity against Poverty）組織。他指出，韓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嚴重，雖然GDP世界排行第12名，但老年人的貧窮率逼近50%，在高收入國家中，韓國的自殺死亡率排行第一。
李先生介紹韓國在1997年經歷金融危機後政府頒佈的「國民基礎生活保障法」，並提到2001年崔傲蘭女士在首爾明洞大教堂前發起「籠城」抗爭如和促發韓國的反貧困運動。李先生的演講後半聚焦於土地與居住正義問題，關注都市更新與強制拆遷政策導致流離失所的貧窮者處境。
台灣的無家者與職災者
台灣的專題報告有「芒草心協會」的社工何嘉祥先生與筆者。何先生報告芒草心協會的設立緣起，介紹台灣無家者的樣貌，指出大多數無家者是有工作但負擔不起房租的低薪勞動者，他們大多數身心健康不佳，無法穩定就業。除了顯而易見的無家者，隱形的無家者包括居住於24小時營業場所、工地宿舍、親友家或便宜租屋的貧窮者。芒草心協會工作者透過許多方式，包括提供短期住所、就業協助、福利資源轉介、陪伴等等，試圖協助無家者返回社會。筆者的報告則聚焦於職業傷病勞工災後的就業與社會心理處境，指出職災補償制度潛藏的制度污名問題，並指出職災保險制度改革的必要。
在中國被鎮壓的塵肺症農民工，與被淪為底層的社運工作者
來自中國的學者報告塵肺症農民工的處境，指出中國的城鄉二元制造成了農民工的被剝削處境。由於缺乏正式的勞雇契約，發病後難以取得職業病認定證明，造成數百萬塵肺症農民工求償無門，靜坐抗議卻慘遭警方以棍棒與辣椒水對待。直到現今，職場中的粉塵暴露仍相當普遍，預期未來會有更多的塵肺症案例。關心此問題的學者本身也受到不少壓力，成果難以發表。
第二位中國講者報告2005年以來的同志運動─先組織讀書會，形成校內社團，進而形成跨校連結並陸續推動許多公開活動。但在2018年之後「彩虹」成為敏感詞，同志社團與組織均已被政府列為「涉嫌非法社會組織」。
另一位勞工NGO工作者指出，在2014年之前，中國勞工勞動權益意識的啟蒙，有很大部份可歸功於國際品牌對於中國工廠的勞動監督與稽核，在地NGO與國際NGO互動頻繁，但近幾年國際組織不再來訪，他悲觀指出，NGO不是被政府解散就是被收買，工作者自己已淪為底層階級。
出路
第二天的討論聚焦於對於未來出路的期待。與會者均認同「北海道對話」追求的社會正義精神，希望能為弱勢者發聲，為促進美好社會的發展而共同努力。然而與會者對於中國的發展感到悲觀甚至絕望。某中國學者指出，許多人寄望中國能出現開明進步的政治領導者，但他認為這是虛幻的，他認為只有踏實但緩慢地建設公民社會，才是出路。與會者也認為，學者與社會工作者應該更關注政體問題，例如威權體制對東亞國家與全球帶來威脅，迫在眉睫，不僅對無權者，也會對所有中產階級帶來衝擊。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沈秀華所長指出，「底層階級」（underclass）的定義須清楚釐清，因為不同的界定方式將會衍生不同的行動策略。其他與會者也指出，在不同國家的社會發展脈絡下，「底層階級」的意義並不一樣。例如在歐洲，underclass常與移民有關，移民時常與當地的中下階級形成對立關係。在中國，underclass卻常是內部的，與歧視性的制度安排有關。許多中產階級並不支持底層階級的維權行動，認為為了整體經濟的發展與社會安定，壓抑與控制底層階級是必要的，也因此支持威權政體，質疑民主政體。
某與會者特別強調，壓迫，會造成不同的結果，而賦權，也可能造成不同的後果；試圖保護弱勢者或為弱勢者培力的社會運動可能導向兩個方向，其一是舒緩社會壓力，成為鞏固既有權力結構的配套，其二是質疑體制，成為翻轉體制的力量。社會運動與製造壓迫的體制如何互動，是須要深思的問題。
明治大學法律學教授鈴木賢老師特別提到，歐洲國家近代化帶來的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進步價值，正在全球各地受到巨大挑戰；他明確指出最主要的挑戰來自中國，例如，中國正透過先進的資訊科技維持威權政體，而一般民眾不以為意，對於個人隱私保護毫不重視。面對這樣前所未有的數位威權體制帶來的衝擊，關心社會發展的人們須修正方向，須更加強化公民社會。
政策是影響健康不平等的重要機制，而政策的製造，來自於政治運作。東亞四個國家各自面臨不同的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不但具可比較性，也具共通性與連動性，尤其面對共同威脅，更顯出公民社會互相瞭解互相支持的重要性。
本文發表於台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電子報第310期（2019/5/1）http://epaper.mc.ntu.edu.tw/view.php?v=310&pt=a&rn=310-5.pdf&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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