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作家，寫作的動機是什麼呢？扣問這個問題，也是在扣問人為什麼存在、為什麼創作的問題。對於一般人而言，生活的動機，不外乎是為了追尋溫飽、性愛、親情、家庭幸福、社群歸屬與認同感。而更有企圖心的人，會更積極追求錢財、權勢、名望、地位。除此之外，人的價值感與意義感，還來自其他來源嗎？
小說的藝術，在探究人性，包括人類社會的人性，也包括作家自身存在的意義感。英國小說家歐威爾在1946年發表的「我為何寫作」一文中寫著，作家的寫作動機，大概有四種：(1)完全的自我中心，也就是成就自己、在人類歷史上留下紀錄的動機。所有位於人類社會頂層的人，包括政治人物、作家、藝術家、科學家、研究者，都有這樣的企圖。這種人或許較不在意錢財或社群歸屬感，但絕對是重視自己的名聲，尤其是歷史定位上的名聲。(2)追求美感的動機。藝術本身，對創作者帶來快感；創作者在此過程中獲得自身的意義感，也希望與別人分享個人感情。文字本身的美感，是作家創作的動機。(3)基於歷史的使命。想要了解事情的樣貌、挖掘事件的真相，並將結果留存下來，以留下紀錄。(4)基於政治性目的。試圖改變社會、改變別人的思考。
歐威爾認為，這世界上沒有一本書，是不帶政治目的的。對於歐威爾而言，發生在1936-37年的西班牙內戰，是他確認自己身為作家，為了政治目的而書寫的定位。他說，寫作的目的，是為了揭發謊言、吸引他人注意真相，並希望作品能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然而他也認為，這並不是唯一動機，創作的動機，是上述各種動機的組合。
哈金在2006年發表的「代言人與部族」(The
spokesman and the tribe)一文中，扣問著同樣的問題：寫給誰看？以什麼身分撰寫？為了誰的利益而撰寫？
身為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選擇自我流亡，以英文而非母語中文創造，並在英語文學界獲得高度成就的中國裔作家，其創作的動機，無疑是令人十分好奇的。在這篇文章中，哈金剖析自身動機的轉變。在初始，他以英文創作，目的是為了保有言論自由，同時也是為了謀生；他以英文書寫中國，基於對故土的依戀與使命感，也理所當然認為自己的創作，是為了為無法發聲的中國弱勢族群代言。
然而，身為定居並積極進入美國社會的移民作家，面對著變動的故國以及故國人民的質疑，他的創作動機，無可避免，是游移也是不得不然的。在這篇文章中，他檢視其他因政治因素而流亡他國的作家的創作動機，包括索忍尼辛、林語堂、喬伊斯、奈波爾，其實也是在檢視並質疑自身初始的創作動機。面對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質疑，他自問，作為來自苦難國家但移居富裕國家的作家，到底有沒有必要為故土同胞的福祉負責？哪裡是家鄉？故土對個人的具體意義為何？
他說，他從奈波爾的小說中，認識到個人與集體社會之間的脆弱關係。在文末，哈金明確說明自身的立場。他認為，作家的真正戰場在於文學：作家即使在政治或道德議題上選擇立場，也必須明白藝術作為社會鬥爭的侷限性。他強調，作家在文學之外的社會功能是次要的：歷史與人的苦難必須被記錄，但需要的是真正的藝術家與真正的文學作品，而不需要為群體或社群服務的次等文學作品。
可以看出，歐威爾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而哈金對於文學本身的藝術性有更高的自我期許。我認同哈金的觀點，但也認為他的選擇，是不得已的選擇。另一方面，歐威爾的文學作品，並沒有因為明確的政治立場，而比較沒有文學性。
作為一個研究者，發表研究論文的動機是什麼呢？研究者的身分認同與研究動機，無疑也是值得深思的課題。研究的意義何在？有沒有所謂研究的本質與主要功能？研究者寫給誰閱讀？以什麼身分進行研究？為了什麼目的？如同哈金自問的，當研究者宣稱為社會弱勢代言，這樣的宣稱難道沒有問題嗎？作為英語並非母語的研究者，選擇以英文寫作，又是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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