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爾：成功的反思、功績的暴政

桑德爾(Michael Sandel)是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寫過很多暢銷書，開授有關「正義」的課程很轟動，被譽為當代重要的思想家。

  本書出版於2020年九月。當年五月美國發生非裔男子Floyd遭白人警察壓頸致死事件、COVID19疫情造成慘烈傷亡，而總統大選即將在11月舉行，民主黨希拉蕊與爭取連任川普在競選期間互相攻擊、美國國內政治混亂，社會對立嚴重且充斥著「民粹政治」困境。作者的焦慮，一定程度也反應著美國知識界人士的集體焦慮。

這本書試圖分析，為何美國社會如此分裂？事實上，從2016年1月英國公投 脫歐，當年11月美國選出川普總統，有關民主制度為何衰退、民粹政治為何當道、選民為何反智反菁英反多元文化，就已成為政治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議題。

民主衰敗、民粹政治興起，其實並不是美國社會獨有，而是當代全球現象。而為何民主制度衰敗，有各種分析角度。有人從社會地位所損角度，分析排外、反多元文化、反體制情緒；也有人從全球化、經濟不平等、科技革命角度，分析中產與勞動階層民眾的反撲；也有人認為社會孤立與疏離，加上資訊科技造就無接觸產業，讓孤獨感蔓延，成為民粹主義的溫床，例如「孤獨世紀」作者。

桑德爾認為各種分析都有道理，但並未檢視問題核心。他認為，獨尊「功績」merit（本書翻譯為才德）的社會文化與制度安排，也就是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功績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才是民粹政治的起源。

在「功績主義」(meritocracy)之下，「績優者」包括學業成績優秀的、高薪的、高社會地位的人，以理所當然的姿態佔據社會重要位置，而落後者不僅被排除，還在道德層面上被鄙視被羞辱，形成「屈辱政治」。「努力就能成功」的意識形態也助長個人主義而忽略結構性困境，讓績優者相信自己的優勢是應得的，而落後者的失敗是因為個人不努力，這樣的思維鞏固不平等、破壞社會團結、造成社會對立。

書中提到，美國與英國原本中間偏左的政黨轉向，轉以知識與科技菁英姿態出現，仰賴科技官僚與菁英治理，且過於放任市場，這樣轉變在1990年代之後加劇，對傳統藍領支持者帶來很大影響。

本書對歐巴馬政府（2008~2016）與2016年代表民主黨參選的希拉蕊女士有嚴厲批評，批評他們以知識菁英自居，與勞動階層距離遙遠。尤其歐巴馬對金融業的紓困政策引發來自左右派的民意大反撲，而受傷最大的是自由派與中間偏左的政黨。

面對政府治理失能、社會極度對立，桑德爾認為潛藏的傲慢菁英心態是問題核心，這是主流政黨、技術官僚與優勢者不應規避的道德責任。他認為，政治人物若要贏回民心，必須認真看待那些看似非理性甚至仇恨心態背後錯綜複雜但情有可原的不滿情緒，而非嘲弄譏諷為偏狹、反智、民族主義。

本書第六章討論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尤其長春藤名校、百大）在鞏固「才德霸權」中的角色。他首先回顧哈佛大學的招生機制如何在二十世紀前半期從封閉的世襲與特定身份制，轉變為改採學術評估測驗（也就是SAT的由來）。當時的校長Conant展開「英才革命」，要求學校依據學生的「才能」而非家庭背景來挑選學生。在現今，人們對於教育制度的普遍看法是，希望由國家建立能確保學習機會平等的公共教育體制，再從中挑選出努力又用功、具備良好能力與德行的學生，不論其出身背景，給予進階教育，讓他們成為社會領袖。基於「才德」原則的招生制度，類似「唯才是用」、「選賢舉能」信念，有助於打破高等教育資源被富裕階層壟斷的狀況，有助於促進階級流動。這是很多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基本信念，應該也是社會共識。

然而桑德爾指出，依據學生的merit來篩選學生造成問題，可歸納如下：

• 以merit作為依據的招生機制，只是將原來以財富為依據的不平等，改為依據merit的不平等。趕走了世襲菁英，卻迎來擁有merit的知識菁英，即使後者的組成較為多元，但仍是菁英階層。即便是看似公平的徵選制度，不論是SAT、運動表現、社團參與等等，仍是擁有社會資源的優勢者較得利。
• 以大學教育試圖降低社會不平等，桑德爾認為效果有限。他指出，依據德行（包括過去的學業成績、學測、多元表現等等）來決定誰可以進入頂尖大學，並非高等教育的目的。即便是努力改良，讓這個徵選制度更公平，但還是沒有回應菁英主義與文憑主義問題。桑德爾認為，不論大學招生制度如何修改或如何降低就學上的經濟障礙，若維持「菁英教育」邏輯，就是在助長「才德暴政」，只會鞏固不平等。
• 並不是說大學教育沒有價值，而是大學教育的目的不是在幫助弱勢者脫離弱勢處境（翻身）；勞動者需要的不是學歷或更多教育，而是勞動尊嚴。
• 大學招生機制及菁英思維，讓擠入窄門的競賽充滿壓力與焦慮感，家長焦慮，而成長中的青少年更受到身心傷害。作者提到哈佛大學學生心力枯竭的狀況，像是「戰鬥營的茫然倖存者」，令人心酸。在這章，作者提到另一本書The Price of Privilege，談的是美國富裕家庭的孩子的成就壓力與心理疾病。這個問題，在台灣也很嚴重，尤其在高度競爭的學門(例如醫學)。整個社會要檢討名校狂熱、成就偏執對帶來的傷害。

• 第七章則特別討論勞動者的尊嚴。作者指出，美國太重視高等菁英教育，而不夠重視勞動階層需要的教育，包括技術技能以及職場中的公民教育。他認為，打破「功績霸權」的途徑之一，是重視勞動階層的尊嚴，不僅是合理薪資，更重要的是工作尊嚴。這章引用Case and Deaton的研究，發現美國未取得大學學歷的勞動階層正在經歷「絕望死」(death of despair)流行，包括藥物濫用、自殺、酒精濫用造成的肝病，人數快速增加。

2016年的總統大選，川普在絕望死比例最高的區域表現最佳。桑德爾指出，菁英份子（包括歐巴馬、希拉蕊與他們的治理團隊）並沒有看到這些問題，犯了嚴重的「階級盲」，沒有看到勞動階層的挫折，還時常用不屑的口吻嘲笑別人沒有知識，是「一籃可悲的傢伙」(a basket of deplorables)，把人們對傲慢菁英的憤怒，看成不過是性別歧視、同志歧視、排外、排伊斯蘭。

在唯有讀書高、高度重視文憑的社會，我們確實應時時反省，思考高階層者所領取的薪資及享受的福利，是否反應實質的社會貢獻，還是文憑主義下的回饋。

不過，換個角度思考，meritocracy真的錯了嗎？

功績不是僅限於學業表現，也展現在各行各業。merit若能真正反應一個人的認真敬業狀況，而社會制度鼓勵人們在各個領域努力，而且尊重多元領域，而非僅限於學校成績表現，這有什麼不對嗎？依據meritocracy精神，讓最有能力而不是最有背景的人取得社會重要位置，這有什麼問題嗎？英國首相Theresa May在2016年曾發表一場演講，就強調要讓英國成為「功績主義」國家（I want Britain to be the world’s great meritocracy – a country where everyone has a fair chance to go as far as their talent and their hard work will allow…I want Britain to be a place where advantage is based on merit not privilege; where it’s your talent and hard work that matter, not where you were born, who your parents are or what your accent sounds like … ）。 功績主義meritocracy，顯然是極具正當性的論述。

然而早在1958年，英國社會學家Michael Young在他的反烏托邦認為這樣的制度會造成菁英傲慢。Michael Sandel認同Young的論點，並深入闡述這個看法，指出「努力就能成功」的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團結帶來的破壞。Sandel進一步指出，「教育」與「工作」是兩個應該聚焦的領域，但是要特別留意並避免菁英傲慢以及學歷偏見，對社會帶來的傷害；應該保障工作者，給予合理待遇與勞動尊嚴；要思考的是如何建立有益於共善、能促進社會平等的社會制度。

 
推薦本書，也推薦作者的Ted短講，很有力，也很感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ewckuxa9hw

後記：在美國，知識份子受到社會普羅大眾反撲甚至被集體迫害的歷史記憶很少，但在許多集權與共產主義國家，例如文革時期的中國，卻並非少見。

讓女人生產無後顧之憂

 黃淑英與蔡宛芬合寫的「讓女人生產無後顧之憂」這本書，紀錄民間團體「臺灣女人連線」推動《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的過程，從2003年開始向婦產科醫學會遊說，到2015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2016年施行，歷經十三年。

此法案的通過，大幅降低產科醫糾問題，不僅改善醫病關係，也改善產科醫師流失問題。書中記錄的法案推動過程很精彩，從你是誰啊、酸民嘲諷、醫界人士激烈發言反對，到終於獲得婦產科醫學會的全力支持。一路走來，一小群人持續不斷地努力，這是臺灣公民社會的力量。

過去十幾年來，陸續有很多醫療衛生相關法案通過，包括2013年職安法大修，2015年通過長照服務法、病主法、生產事故救濟條例，2020年通過公衛師法，2021年通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與保護法，還有很多與生醫倫理相關的法規，另外還有之前訪談邱清華老師才認識的法醫師法。

每個法案的推動過程，都有政府、學界與民間組織的參與，參與程度不一，但民間社會扮演重要角色。公衛政策需要專業研究，更需要草根民主。如何結合兩者，建立草根民主式的公衛政策研究，應該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走過美援與環保運動時期的環保官員：莊進源回憶錄

莊進源先生擔任環境衛生部門公職人員長達四十幾年。他在1950年投入公部門，曾經歷過美援時期，並曾在臺灣解嚴前後環保運動最蓬勃的時期，擔任過環保部門的重要首長職務，直到1991年（65歲）退休。

這本回憶錄由莊先生親筆撰寫，2012年由前衛出版社出版，當時他已87歲。本書記錄他從小到大的人生經歷與回憶，包括成長於日治時期的青少年經歷與社會觀察、經歷二二八事件與身份認同的轉變、戰後公務員生涯、台灣仍在聯合國時期擔任政府科技官員的國際活動等等。他曾經歷過的長官包括高玉樹、李登輝、李國鼎等人。

本書內容豐富有趣，可從中看到臺灣社會變遷、1950年代以來環境衛生制度的發展歷程，與公務員在體制內的能動性。本書並以內部參與者角度，為臺灣環境衛生政策發展留下珍貴的一手紀錄。

【日治時期】

莊進源先生出生於1926年，當時是日治時期大正年間，父親為宜蘭太平山地區的巡察（警察）。日治時期的臺灣警察，被賦予管理民眾生活的政治權威。莊先生還記得父親的制服、配刀，以及這個職務伴隨的紀律與執法威望。書裡也提到1930年霧社事件對警察的影響，尤其在原住民人數眾多的宜蘭山區，警察成為高度戒備的人員。

小學時期，他就讀宜蘭小學校，成績不錯，卻在中學考試時因臺灣人身份而受到差別待遇。小學畢業後，他隻身前往台北，棲身在遠親家中，在台北商工（現在的開南商工）以半工半讀及自學方式，先通過檢定取得高中畢業資格，再以18歲年紀通過總督府普通文官考試，成為日治時期總督府的公務員。

【戰後：從農村衛生、工業衛生，到環境保護】

戰後改朝換代，他輾轉進入台大化工系就讀，1947年228事件發生時，已是21歲的台大學生。1950年（24歲），他取得高考化工科考試及格資格，成為中華民國的公務員。

進入政府部門之初，莊先生擔任化工分析人員。1955年，臺灣省衛生處在美援資助下成立「台灣省環境衛生實驗所」。莊先生在因緣際會下進入這個新成立的單位。

省環境衛生實驗所的任務是配合農復會（美援單位）與省政府衛生處，負責推動農村環境衛生的改善，工作包括環境衛生調查、環境衛生工程的規劃、掘井建廁、興建糞便處理衛生工程、人員培訓等等。

莊先生在1956年到臺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接受短期課程訓練、1958年獲得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獎學金，赴日本東京國立公眾衛生院及國立京都大學工學研究院進修，取得衛生工程碩士。之後，他陸續接任環境衛生部門主管職務，負責的業務從農業時期的糞便、水肥、廁所、飲水、病媒蚊防治等問題，到快速工業化之後產生的垃圾、工業污染、環境污染等問題。他曾擔任過的重要職務包括：台北市衛生局科長、台北市在1967年成為直轄市後成立「環境清潔處」擔任科長、1971年衛生署成立後設置「環境衛生處」擔任處長、1982年衛生署將該處升格為「環境保護局」擔任首任局長。

臺灣在一九七〇年代，因為快速工業化與「客廳即工廠」等政策，大小工廠林立於社區與農村，工業污染問題快速出現。此時期也是環境保護立法期。衛生署環境衛生處推動大量環境保護法案，包括《飲用水管理條例》（1972）、《廢棄物清理法》（1974）、《水污染防治法》（1974）與《空氣污染防制法》（1975）等。臺灣省政府也在1974年在省建設廳下成立「水污染防治所」，掌理水污染防治計畫。進入一九八〇年代，公害污染爭議更為頻繁，重要事件包括新竹李長榮化工廠案（1981）、大里三晃農藥工廠案（1984）、台電核四廠案（1986）、鹿港杜邦二氧化鈦廠案（1987）、中油五輕廠案（1987）及台塑六輕廠案（1987）。

在此時期，莊先生擔任環境衛生主管單位的主管，從衛生署「環境衛生處」處長（1972-1982）到衛生署「環境保護局」局長（1982-1987），是環境衛生政策的重要參與者及決策者。然而書中也提及，他在公部門工作初期看到的腐敗與缺乏效率問題，時常感受到的壓抑與不得志。

1987年環境保護署成立，1991年退休。

【少女的祈禱】

台灣垃圾車的配樂為什麼是「少女的祈禱」？起源為何眾說紛紜，甚至有一位美國學者在2019年出版的論文還以此大作文章。根據莊先生的說法，這是他在擔任台北市衛生局科長時，聽從妻子建議下而指定的。

言語暴力

這本書在1992年出版，看起來是歷久彌新的暢銷書  。The verbally abusive relationship – how to recognize it and how to respond. Patricia Evans. 1992, 1996, 2010. 中文版，遠流，2018。

作者專職於人際溝通，她將累積多年的諮商經驗整理成書，揭露並分析家庭關係中的言語暴力型態，並指出受害者的普遍心態，包括：姑息、困惑、自責、憂鬱。

言語暴力是人類文化的一部份，每個社會都存在暴力文化，展現的方式有些外顯，有些幽微，可能出現在私領域，也可能出現在公領域。

婚姻或親密關係中出現的言語暴力，通常隱密性高，因此除了親密關係中的兩方之外，外人很難看見。也因為如此，當施暴者在公領域具有良好的社會形象，或擁有良好的社會人際關係時，受害者的經驗與感受，往往較難被他人採信或同情。婚姻諮商師不見得具有性別意識，若諮商師無法辨識父權文化對受害者的壓迫，則可能在諮商過程中讓性別關係中的不平等更加惡化。

在性別關係之中，言語暴力的受害者大多數是女姓。然而男性也可能是婚姻關係中的言語暴力受害者，而當男性作為受害者，他們的處境會更難以啟齒，且更難以被同理。

而不論是在私領域或公領域，言語暴力的本質，都與權力與控制慾有關。言語暴力是一種試圖壓抑與控制別人的手段，表現的方式很多元，包括批評、貶損、嘲笑、奚落、刻意作對、拒絕溝通，或以高傲態度對待別人。想要支配別人的人，時常也是具虐待型人格特質的人，往往無法以同理心去理解他人處境，而同理心，恰恰是和諧人際關係的最重要基礎。

言語暴力的受害者必須能辨識言語暴力的存在，也就是要能辨識危害，並應盡量跳脫情境，客觀分析人際互動關係中的權力不平等與壓迫關係，看見自身處境，並試圖從受害情境中脫身。

本書對親密關係中的言語暴力問題提出深入的描述與分析。本書觀點，也適合拿來分析親子關係中的衝突，或職場中的關係霸凌問題。

互相尊重、不用言語傷害別人、能辨識危害並保護自己，是應該學習的功課。

獨舞者的樂章：林絲緞

林絲緞，是我高中時期聽過的名字，應該是透過林懷民的文字介紹而認識的。當時已是1980年代，距離林絲緞身為人體模特兒而造成社會轟動事件的1960年代已有大概二十年光景。

看了公視這部紀錄片， 《獨舞者的樂章》，才知道林絲緞之後投入舞蹈社會教育，而且有意識地以舞蹈作為介入社會的媒介，讓一般婦女、身心障礙人士、兒童、學生，都能在舞蹈中感受身體的律動以及藝術帶來的喜悅，並從中獲得自信心。舞蹈不再是藝術圈或上流階級的高雅嗜好，而是落實社會平權的方法。

這部紀錄片由林絲緞的兒子李立劭拍攝，紀錄自己的媽媽媽從十八歲少女長成八十歲老婆婆的一生。很有意義，也很感人。

林絲緞成為人體模特兒，是在民風保守的1950年代末期至1960年代初期。其實台灣在日治時期的西洋美術發展運動中，裸露的女體畫與人體雕塑是頗常見的，例如雕塑家黃水木的甘泉水就是傑作。即便在物資困頓的1930年代，台灣藝術家仍產量驚人，是藝術創作者的黃金時期。然而戰後政權轉換，裸露的人體畫成為社會禁忌，人體模特兒更是中國禮教無法接受的傷風敗俗職業。在狹縫中求發展的畫家仍積極尋求人體模特兒，他們的熱切，感動了這位年輕女生。藝術圈的呵護與熱情，應該也相當程度保護並鼓舞了飽受社會汙名與歧視的林絲緞。

1961年，林絲緞以模特兒身分，主動舉辦第一屆人物美術展覽會，反客為主的舉動，造成極大轟動，當年她才21歲。1965年，林絲緞再舉辦人體攝影展。她認為藝術不是只是畫家、雕塑家、攝影家的事，也是模特兒的事。真是非常非常勇敢而有自覺的女性。台灣的美術發展歷史應該紀錄這一段。台灣的婦運發展史，也應該記錄這位勇敢女性的事蹟。

片中提到楊英風等藝術家，也採訪撰寫「日據時期台灣美術運動史」的謝里法與婦運前輩李元貞。影片提到當年師大校園與和平東路附近生活點滴，讓人倍感親切。

勞動僱用資本，洪敬舒、張烽益。台灣勞工陣線，2021。

何謂「經濟民主」？根據維基百科，指的是主張將企業管理的決策權從管理者與股東的手中轉移至工作者、消費者、物料提供者、社區與廣大公眾的社會經濟哲學。這樣的定義，超越過去著重勞工參與的「產業民主」，試圖將公司外部的利害關係人也涵括在內。

為何要推動經濟生產體制的民主？意義為何？如何實現？這是本書兩位作者試圖回答的問題。

2021勞陣出版的新書

第一章闡述經濟民主的意義，以及經濟不民主帶來的問題，強調民主的深化不能沒有經濟民主；而經濟民主不只在於確保自由市場，更重要的是要讓社會需求成為市場運作的核心價值，而不以經營者或股東利益為依歸。如何落實經濟民主？作者認為需改造所有權，讓勞動者形成合作團隊，掌握資本與管理。本書第一、二章提供了歐美國家實例。

對於「平台經濟」如Uber與Airbnb，作者認為平台以共享為名，實為平台資本主義；平台擁有者單方面掌控所有決策權與利潤分配機制，而司機與乘客、房東與房客、勞務提供者與勞務需求者，充其量只是交易過程中互相選擇的參與者，對公司決策並無參與權；工作者處於有工作才有收入的自雇型態，勞動力高度商品化，不受傳統勞動法規保護，但實質上卻受組織嚴密控制（頁114-118）。對此，作者認為應結合數據創新與合作精神，強化民主管理，以對抗平台資本主義的不民主問題（頁118-127）。

本書第三章提供台灣本土的經濟民主實例，包括新玻事件（1985-1990）、興中紙業（2001-2015）、台汽／國光客運（2001-2008）。這三個例子的特色是，均為公營事業單位民營化過程中，由留任員工出資認股並接管公司的過渡經驗。本章並回顧新竹科學園區曾盛行一時的員工分紅配股制度（1990年代至2008）指出此制度實質上只有加薪作用，並無員工參與管理的共治理念，因此並無法促進組織認同。第四章從政策面向進行討論並提出建議。

本書內容豐富，提出很多重要概念以及實際案例。從產業民主到經濟民主，的確是條應該努力的道路。讀完後有以下問題：

1.  經濟民主與產業民主應存有差異，前者應該涵蓋勞工以外的消費者、合作廠商、社區、社會大眾。但本書似乎聚焦在產業民主，在如何連結消費者或社區方面著墨較少。

2.   本書後半段有很大篇幅在討論員工持股方式。問題是，員工持股是否就能介入企業經營權？為何聚焦在利潤分享機制，而不是討論工會力量？員工的利益是否等同於社會利益或社會需求？即便是員工實際參與企業治理，似乎也不能等同於社會利益。

3.  第四章第219頁提到瑞典「團結工資」經驗。我的問題是，獲利高的產業，如何要求獲利低的產業幫勞工加薪？實際上如何操作？後者不就倒閉？

4.  如何落實職場中的民主，「所有權」應該是關鍵因素，但這樣的理論是否僅適用於私部門？而且僅限於規模在一定程度以上的私部門組織？公部門內部的職場不民主問題，應該就不是所有權問題。

5.  職場民主，與工作壓力研究領域的「職場正義」量表概念非常相似(分配正義、程序正義、關係正義）。應該有進行個案分析並結合量化調查的可能性。

富裕階層的焦慮 Uneasy Street: The Anxieties of Affluence

本書是社會學的學術專書(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探問的研究問題是，財富金字塔頂端的富裕階層，如何自覺並回應自身的地位優勢。

作者Rachel Sherman是紐約著名的大學New School的社會學家。據作者自述，自己也來自優勢家庭。研究材料來自訪談。作者訪談55位富裕人士，另外也訪談30位為頂層人士服務的中間人（包括設計師、建築師、財務顧問、運動教練、廚師等）。研究場域是美國紐約市，是美國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之一。研究進行的期間，紐約曾經歷「佔領華爾街」社運動。由於主題敏感，研究過程並不順利，拒訪率很高。研究者指出，她的受訪對象具有一定程度的偏差性。

本書的主要結論是，檢視不平等，重點應放在製造社會不平等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過程，而不應放在個人的人格態度或行為。她強調，不論對於那個社會階層，都應該要避免個人化的歸因與道德評價，否則不僅無法弭平對立，反將複製不平等，成為繼續鞏固社會不平等的機制。

本書最後一節描述研究方法，包括研究過程與研究限制。書末並列出10個討論題目，適合作為研究設計與推論的參考。台大圖書館有電子書，我自己買了實體書。以下摘錄本書內容。

A Nutshell 

Initially, the author wanted to know how the top 5% of wealthy New Yorkers made decisions about consumption, given their complete economic freedom, and how they experienced their own social advantages (p4). But after noticing their “anxieties”, she shifted the research focus to explore their inner conflicts and moral justification about money and identity (p5). She wanted to know how the beneficiaries of rising inequality felt about and managed their privilege (p11).

Her findings showed that rich New Yorkers tended to obscure their privileged status, avoid talking about money or showing off, and make efforts to convince themselves that they deserve this privilege in a moral sense. These interviewees delineat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a good person: being a hard-working and productive worker, being a prudent and family-oriented consumer, and being a person who always gives back.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many common-held notions about wealthy people were incorrect (for example, viewing them as people who tend to seek distinction, like to show off, being arrogant about their privilege).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social inequalities persist because many wealthy people are actually good people. Their privileges are often legitimized by themselves and also by society with their good manners and good charact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by focusing on individual factors, we would easily overlook unjust social processes that foster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Context and Methods

Economic inequalities are severe in the US and even worse in New York City.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during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that started in late 2011 and continued for some time. During this time, President Obama ran for a second term in 2012. The fact that Obama openly supported protesters and claimed to work for the 99% annoyed many people at the top. Her study participants apparently felt the heat and social resentment during this time. 

Study participants

ü   The author herself was raised in a privileged background and lived in NYC. She targeted people living in NYC, with high income and/or wealth (top 5%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 their 30s and 40s, and had children. The author thought these people would likely make important lifestyle decisions such as buying houses, doing a renovation, choosing schools for their children, etc. (p14).

ü   Snowballing sample was used, but the non-responding rate was high. It turned out that finding people who had recently done a major renovation on a house or apartment was an effective way to find these people (p17, p243) because home renovation is very common in NYC, and people enjoy talking about it.

ü   A total of 55 parents were interviewed. Their income ranged from 250,000 to 10,000,000 (most of them above 500,000, or 年收入>1,500萬台幣) and assets ranged from 80,000 to 50,000,000 (most above 3,000,000, or資產>9千萬台幣). Among them, 80% were white, 20% were gays, all of them were college-educated and nearly exclusively in elite institutes, and 66% had advanced graduate degrees. They shared three characteristics: they had high levels of cultural capital, were politically liberal, and 50% were raised Christian; 33% were raised Jewish, but most were not religious (15).

ü   Besides, the author interviewed 30 “intermediaries”, including financial advisors, coaches, designers, architects, personal chefs, etc.  

 Questions asked in interviews

1. Money and lifestyle issues – how do they spend? Do they compete for status or distinction?

2. Inner conflicts and moral concerns – how do they perceive their ‘privilege’? Whom do they compare with (upward or downward)? Do they think they are worthy of this privilege, i.e., the legitimacy and moral worth issues?

Content of Each Chapter

Chapter 1: Orientation to others. 

Her research question is: how do rich people locate themselves on a distributive continuum? How did such self-location affect their perceived privilege and political standing? She distinguishes three types of orientation. 

(1) People who looked upward from the “middle”: they were mostly in finance, business, real estate, or corporate law fields; more conservative; against tax increase; tended to socialize with people with similar wealth; compare upwards (p32); more economically insecure; having anxieties around privilege but reluctant to talk about it; hate to talk about “inequality”; annoyed by Obama's remarks because he talked about economic inequalities and criticized the “Wall Street people”, treating them like evils (p 43).

(2) People who looked downward: many were in creative or intellectual jobs; having more diverse social networks; more liberal; more open about their privilege; see and were concerned about people with less; having class-related discomforts and inner conflicts; many expressed affinity with the “Occupy Wall Street”; these people tend to think that all groups wer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by economic relations and moral obligations; many of them believed that structural change is necessary and possible (p52) 

(3) People with flexible orientations: A mixture. Classifying people into clear-cut categories is difficult because people are complicated, and attitudes are fluid and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Chapter 2: Working hard or hardly working?

n   Having a strong working ethic; it is “hard work” that make them feel morally worthy; strong opposition to ‘dependency on the state’

n   Many admitted that they were lucky. 

n   hate to talk about “structure”

n   sense of economic insecurity is high – fear of job loss, disease and health care cost, financial turmoil, etc.

Chapter 3: A Very Expensive Ordinary Life

n   In short, her interviewees emphasized the “ordinariness of their expenses”. 

Chapter 4: Giving back (time and money)

n   Traditional public philanthropy and volunteerism were taken for granted as a part of their identity as good people, i.e., philanthropic identity.  

n   Paying tax was considered as giving back, but some interviewees were reluctant to accept tax rise; regardless their orientation and political stands, most people took advantage of rule holes to reduce taxes.  

n   Giving back, but not giving up, i.e., not challenging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Chapter 5: Labor, spending, and entitlement in couples

n   This chapter is about gender issues at home within wealthy couples.   

Chapter 6: Parenting privilege – constraint, exposure, and entitlement

n   This chapter is about how they raise and discipline their children. 

Conclusion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many arguments and comments, such as the Occupy Movement, the Fight for Fifteen (i.e., a policy agenda aiming to raise the minimum wage to 15 USD per hour), Sanders'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Obama’s remarks on high-wage tax cuts, involved personal attacks. In her view, these remarks are counter-productive. 

She reiterated that we should stop distinguishing good rich and bad rich and stop making personal judgments on thei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nstead, we should engage questions about a more egalitarian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 and experiential resources (p236). She reminded us that we should criticize the society and systems that produce unequal distributions of wealth and not individuals in the structu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romote “egalitarian thinking” (p236), to raise questions about “distributional justice”, and to challenge the commonly-held notion that people deserve resources merely based on individual moral status (p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