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爾：成功的反思、功績的暴政

桑德爾(Michael Sandel)是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寫過很多暢銷書，開授有關「正義」的課程很轟動，被譽為當代重要的思想家。

  本書出版於2020年九月。當年五月美國發生非裔男子Floyd遭白人警察壓頸致死事件、COVID19疫情造成慘烈傷亡，而總統大選即將在11月舉行，民主黨希拉蕊與爭取連任川普在競選期間互相攻擊、美國國內政治混亂，社會對立嚴重且充斥著「民粹政治」困境。作者的焦慮，一定程度也反應著美國知識界人士的集體焦慮。

這本書試圖分析，為何美國社會如此分裂？事實上，從2016年1月英國公投 脫歐，當年11月美國選出川普總統，有關民主制度為何衰退、民粹政治為何當道、選民為何反智反菁英反多元文化，就已成為政治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議題。

民主衰敗、民粹政治興起，其實並不是美國社會獨有，而是當代全球現象。而為何民主制度衰敗，有各種分析角度。有人從社會地位所損角度，分析排外、反多元文化、反體制情緒；也有人從全球化、經濟不平等、科技革命角度，分析中產與勞動階層民眾的反撲；也有人認為社會孤立與疏離，加上資訊科技造就無接觸產業，讓孤獨感蔓延，成為民粹主義的溫床，例如「孤獨世紀」作者。

桑德爾認為各種分析都有道理，但並未檢視問題核心。他認為，獨尊「功績」merit（本書翻譯為才德）的社會文化與制度安排，也就是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功績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才是民粹政治的起源。

在「功績主義」(meritocracy)之下，「績優者」包括學業成績優秀的、高薪的、高社會地位的人，以理所當然的姿態佔據社會重要位置，而落後者不僅被排除，還在道德層面上被鄙視被羞辱，形成「屈辱政治」。「努力就能成功」的意識形態也助長個人主義而忽略結構性困境，讓績優者相信自己的優勢是應得的，而落後者的失敗是因為個人不努力，這樣的思維鞏固不平等、破壞社會團結、造成社會對立。

書中提到，美國與英國原本中間偏左的政黨轉向，轉以知識與科技菁英姿態出現，仰賴科技官僚與菁英治理，且過於放任市場，這樣轉變在1990年代之後加劇，對傳統藍領支持者帶來很大影響。

本書對歐巴馬政府（2008~2016）與2016年代表民主黨參選的希拉蕊女士有嚴厲批評，批評他們以知識菁英自居，與勞動階層距離遙遠。尤其歐巴馬對金融業的紓困政策引發來自左右派的民意大反撲，而受傷最大的是自由派與中間偏左的政黨。

面對政府治理失能、社會極度對立，桑德爾認為潛藏的傲慢菁英心態是問題核心，這是主流政黨、技術官僚與優勢者不應規避的道德責任。他認為，政治人物若要贏回民心，必須認真看待那些看似非理性甚至仇恨心態背後錯綜複雜但情有可原的不滿情緒，而非嘲弄譏諷為偏狹、反智、民族主義。

本書第六章討論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尤其長春藤名校、百大）在鞏固「才德霸權」中的角色。他首先回顧哈佛大學的招生機制如何在二十世紀前半期從封閉的世襲與特定身份制，轉變為改採學術評估測驗（也就是SAT的由來）。當時的校長Conant展開「英才革命」，要求學校依據學生的「才能」而非家庭背景來挑選學生。在現今，人們對於教育制度的普遍看法是，希望由國家建立能確保學習機會平等的公共教育體制，再從中挑選出努力又用功、具備良好能力與德行的學生，不論其出身背景，給予進階教育，讓他們成為社會領袖。基於「才德」原則的招生制度，類似「唯才是用」、「選賢舉能」信念，有助於打破高等教育資源被富裕階層壟斷的狀況，有助於促進階級流動。這是很多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基本信念，應該也是社會共識。

然而桑德爾指出，依據學生的merit來篩選學生造成問題，可歸納如下：

• 以merit作為依據的招生機制，只是將原來以財富為依據的不平等，改為依據merit的不平等。趕走了世襲菁英，卻迎來擁有merit的知識菁英，即使後者的組成較為多元，但仍是菁英階層。即便是看似公平的徵選制度，不論是SAT、運動表現、社團參與等等，仍是擁有社會資源的優勢者較得利。
• 以大學教育試圖降低社會不平等，桑德爾認為效果有限。他指出，依據德行（包括過去的學業成績、學測、多元表現等等）來決定誰可以進入頂尖大學，並非高等教育的目的。即便是努力改良，讓這個徵選制度更公平，但還是沒有回應菁英主義與文憑主義問題。桑德爾認為，不論大學招生制度如何修改或如何降低就學上的經濟障礙，若維持「菁英教育」邏輯，就是在助長「才德暴政」，只會鞏固不平等。
• 並不是說大學教育沒有價值，而是大學教育的目的不是在幫助弱勢者脫離弱勢處境（翻身）；勞動者需要的不是學歷或更多教育，而是勞動尊嚴。
• 大學招生機制及菁英思維，讓擠入窄門的競賽充滿壓力與焦慮感，家長焦慮，而成長中的青少年更受到身心傷害。作者提到哈佛大學學生心力枯竭的狀況，像是「戰鬥營的茫然倖存者」，令人心酸。在這章，作者提到另一本書The Price of Privilege，談的是美國富裕家庭的孩子的成就壓力與心理疾病。這個問題，在台灣也很嚴重，尤其在高度競爭的學門(例如醫學)。整個社會要檢討名校狂熱、成就偏執對帶來的傷害。

• 第七章則特別討論勞動者的尊嚴。作者指出，美國太重視高等菁英教育，而不夠重視勞動階層需要的教育，包括技術技能以及職場中的公民教育。他認為，打破「功績霸權」的途徑之一，是重視勞動階層的尊嚴，不僅是合理薪資，更重要的是工作尊嚴。這章引用Case and Deaton的研究，發現美國未取得大學學歷的勞動階層正在經歷「絕望死」(death of despair)流行，包括藥物濫用、自殺、酒精濫用造成的肝病，人數快速增加。

2016年的總統大選，川普在絕望死比例最高的區域表現最佳。桑德爾指出，菁英份子（包括歐巴馬、希拉蕊與他們的治理團隊）並沒有看到這些問題，犯了嚴重的「階級盲」，沒有看到勞動階層的挫折，還時常用不屑的口吻嘲笑別人沒有知識，是「一籃可悲的傢伙」(a basket of deplorables)，把人們對傲慢菁英的憤怒，看成不過是性別歧視、同志歧視、排外、排伊斯蘭。

在唯有讀書高、高度重視文憑的社會，我們確實應時時反省，思考高階層者所領取的薪資及享受的福利，是否反應實質的社會貢獻，還是文憑主義下的回饋。

不過，換個角度思考，meritocracy真的錯了嗎？

功績不是僅限於學業表現，也展現在各行各業。merit若能真正反應一個人的認真敬業狀況，而社會制度鼓勵人們在各個領域努力，而且尊重多元領域，而非僅限於學校成績表現，這有什麼不對嗎？依據meritocracy精神，讓最有能力而不是最有背景的人取得社會重要位置，這有什麼問題嗎？英國首相Theresa May在2016年曾發表一場演講，就強調要讓英國成為「功績主義」國家（I want Britain to be the world’s great meritocracy – a country where everyone has a fair chance to go as far as their talent and their hard work will allow…I want Britain to be a place where advantage is based on merit not privilege; where it’s your talent and hard work that matter, not where you were born, who your parents are or what your accent sounds like … ）。 功績主義meritocracy，顯然是極具正當性的論述。

然而早在1958年，英國社會學家Michael Young在他的反烏托邦認為這樣的制度會造成菁英傲慢。Michael Sandel認同Young的論點，並深入闡述這個看法，指出「努力就能成功」的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團結帶來的破壞。Sandel進一步指出，「教育」與「工作」是兩個應該聚焦的領域，但是要特別留意並避免菁英傲慢以及學歷偏見，對社會帶來的傷害；應該保障工作者，給予合理待遇與勞動尊嚴；要思考的是如何建立有益於共善、能促進社會平等的社會制度。

 
推薦本書，也推薦作者的Ted短講，很有力，也很感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ewckuxa9hw

後記：在美國，知識份子受到社會普羅大眾反撲甚至被集體迫害的歷史記憶很少，但在許多集權與共產主義國家，例如文革時期的中國，卻並非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