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 12, 2023

八尺門的辯護人

上個週末一口氣看完八集影集,故事很精彩緊湊,尤其到最後一集,很令人感慨。意猶未盡買了電子書,也讀完了。

這是我這年代人的故事吧?湯英伸事件發生在民國75年初,和我年紀差不多的鄒族年輕人失手犯下重罪,當時我在準備大學聯考。他被槍決時,我在大學悠遊…。那時的報紙只有三大張,但自立早報內容精彩,時常受到震撼。後來讀到報紙連載的莫那能文章「被射倒的紅蕃」,談的就是勞動場域的殘酷欺壓…。

更早之前,是民國73年(1984)發生的三次大礦災,死傷數百人。記得在只有三台的年代,曾在電視上看到礦工家屬哭嚎的畫面。同年,勞動基準法終於三讀通過。這是後來回顧歷史才知道的。讀了這本小說,才知道當時有超過半數的死傷礦工是阿美族人…(小說第二章)。

這也是當代人的故事。體制結構持續,被壓迫的對象從原住民變成外籍移工。小說裡這句,令人感慨:「一個人要有多幸運,才能像諸位一樣,坐在舒服的位置上,認定這世界十分溫柔,而我們擁有絕對的權力,對罪犯殘忍?」

小說裡討論到的死刑、精神鑑定、政治操作、階級複製、都原身份認同等等,都是非常當代的社會議題。影集很精彩,小說更顯作者對臺灣司法與上述議題的知識。

7月 25, 2023

Fake News 撲天蓋地的假訊息

這本漫畫書,作者是越南裔的法國記者Doan Bui (裴段),以輕鬆有趣的方式,討論令人憂心的當代議題。



書裡提到201212月發生在美國康乃狄克州Sandy Hook小鎮的校園屠殺事件。這個重大慘案造成二十位學童及包括校長在內的數位教職員死亡,卻在社群媒體散布謠言之下,被描述成一場政府高層與反槍枝運動者故意製造出來的騙局。謠言宣稱並沒有人死亡,媒體上看到的救護車、悲痛欲絕的家屬、喪禮,都是演出來的。事件發生後的半年,一個民調發現竟有高達25%的美國民眾相信這樣的謠言。

事件發生在2012年,是社群媒體開始蓬勃發展的初期。過了十年之後,散布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的主角Alex Jones吃了官司,也已承認錯誤,但這類指控政府、制度、決策者、科學家的陰謀論論述,卻隨著社群媒體的發達越演越烈,質疑的對象五花八門,從氣候變遷、選舉制度、總統的出生地、地球是圓的、教育制度、疫苗、主流媒體等等。

撲天蓋地的假訊息,也讓公衛部門疲於奔命,在美國如此,在臺灣也看似日益顯著。過去讀過美國公衛史上很有名的Tuskegee梅毒研究案,瞭解美國公衛部門過去的長期欺瞞與不正義,如何導致非裔美國人對現今愛滋等疾病防治政策的高度不信任,並衍生出許多奇怪且極端的論述。

批判思考與合理質疑,與陰謀論觀點,好像只有一線之隔。

阿X還小的時候,我們共讀了一本書叫「牛奶的謊言」。其實我不確定這本書的論點是否正確,但聽/讀過這本書的小阿X再也不喜歡喝牛奶了,卻是真的。 

在資訊氾濫,假訊息與惡意訊息撲天蓋地的時代,如何不被淹沒、如何重拾對訊息與合理制度的信心,確實是當代人必須面對的議題。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40108

5月 20, 2023

印度支那:認識越南近代史的經典電影

印度支那(Indochine)是1992年上演的法國電影,女主角是美麗動人且演技精湛的Catherine Deneuve --這位金髮美女的海報曾掛在爸爸的臥房很多年。


三位主角之間有著交錯的愛情,也有跨種族的親情,又個別帶著不同的身份隱喻:女主角Eliane是高傲跋扈的橡膠莊園主人、男主角Jean是年輕叛逆後來因反抗上司而叛逃的法國軍人,另一位女主角Camille既是阮氏王朝的公主、也是法國殖民者的養女,又是法國逃兵的情人,最後成為捍衛越南民族的共產黨鬥士。

故事的場景是1930~1940年代法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支那聯邦」,當時領土包含現在的越南、柬埔寨、寮國以及中國廣東省的一部份。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原來流亡法國的越共領導者胡志明在河內宣布獨立建國,但法國立即攻佔西貢,至1954年越南與法國在瑞士簽訂日內瓦條約,形成南北分治局面。1955年之後美國投入越戰,是之後的事了。
影片中,可看到法國殖民者在此段時期的高壓統治,也可看到越南民眾的苦難,以及反抗者的憤怒眼神。這是民族主義越演越烈的時期。法國人如何看待這段不堪的殖民史?影片最後以Camille的混血兒子認同法國養母作為結局,會不會是法國編劇者自己浪漫情懷的投射?
對於法國與越南的關係而言,這部片子出現在1992年,正是1987年之後越共積極向歐美國家開放的時代。法國早在越戰正式結束的1973年,便與越共政權建立外交關係,一直是歐美國家中最積極「返回」越南的國家(註1)。反觀吃了敗仗的美國,直到1994年才終於解除對越南的經濟制裁。這部片子,或許也帶著法國人為過去殖民歷史對越南道歉的意味。(謝謝常卉分享看法)
無論如何,這部經典電影不僅有淒美的愛情故事,也間接呈現錯綜複雜又與國際政治局勢緊密扣連的越南近代史,另外也呈現越南壯闊的地景風貌,以及有趣的王朝禮儀、廟庭與舞台文化等等,很值得推薦。

2月 28, 2023

霸凌是什麼?從教室到社會,直視你我的暗黑之心

本書聚焦在校園霸凌問題,但書中談及的觀念,很能運用在其他場域。作者森田洋司(Morita Yoji)是日本大阪市立大學社會學教授。日本版出版於2010年,中譯版出版於2017年。社會學分析視野,以及最後兩章提出的分析與行動策略,令人耳目一新,也令人感動。







l   霸凌的定義與類型

霸凌(bullying),指的是同一個團體的成員在互動過程中,處於優勢的一方刻意對弱勢者施予壓迫,使其遭受精神與身體痛苦的過程。霸凌事件的被害者與加害者往往處於緊密的小團體,套疊在人際關係之中,而使受害者無法逃脫。各個文化有其特質,但也有高度共通性。根據森田,霸凌形成的三個要素包括:權力不對等的濫用、加害事實、反覆發生。

霸凌的類型多元。從年齡區分,有成人之間的霸凌、兒童青少年之間的霸凌、成人對兒少的霸凌。在成人之間,就其發生的場域及性質,有職場中的「職權騷擾」、「性騷擾」、「學術騷擾」、「親密關係暴力」、「家庭暴力」等等。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網路霸凌」(cyber-bullying)問題也日益普遍。

l   校園霸凌

兒少之間的霸凌主要發生在校園。歐美國家在1980年代初期開始關注「校園霸凌」(school bullying)問題,尤其1982年挪威三名10~14歲少年遭霸凌後相繼自殺之後,社會對此問題高度關注。挪威心理學家Dan Olweus1970年代便開始研究男孩的攻擊行為,他在1980年代中期推動大規模校園霸凌調查與防制計畫(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OBPP),成為此領域的重要先驅。其他北歐國家也開始進行霸凌調查與防制工作。。

日本社會對於校園霸凌問題的關注始於1980年代初期,至198613歲少年鹿川遭全班師生霸凌後自殺,社會關注達到高峰。

1990年代中期,校園霸凌問題已成為歐美國家高度關注的社會問題。

台灣校園霸凌問題在2000年葉永誌事件發生後浮上檯面。教師霸凌則是另一種長久存在的問題。過去二十幾年來,台灣學者針對校園霸凌已進行不少研究,也對中小學教師進行介入教育(中山大學鄭英耀、陳利銘教授)。例如,針對高中職學生進行的調查發現,在提供霸凌定義下,自陳為霸凌者(10.9%)、受凌者(10.7%)、旁觀霸凌(29.9%),兼為霸凌與受凌者(5.5%)(Chen, Cheng, 2013)。教育部自2006年以來推動一系列校園反霸凌計畫。

l   職場霸凌

「職場霸凌」(workplace bullying),泛指職場中的強勢者對弱勢者的霸凌行為,包括言語、心理、肢體上的虐待或羞辱。霸凌的型態包括:批評、挑剔、專業或社會地位的貶低、故意忽略與排除、給予不必要負荷與壓力、欺瞞、卸責、拒絕給予勞動權益、權威式管理行為。職場霸凌,與管理者的權力與控制息息相關;組織內部地位較低落的工作者,也容易受到外部服務對象的輕視,而伴隨惡意攻擊。

相對於校園霸凌,國際學界對於職場霸凌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晚台灣職場霸凌問題的研究,大多數聚焦於護理人員。對於職場霸凌問題的定義、測量、調查,仍有待進一步瞭解。

l   霸凌防制

森田強調,對於霸凌的理解,不能僅止於個人心理與行為層次,更重要的是對社會結構因素的理解與分析;不能僅關注受害者的保護,更重要的是要將防制霸凌的焦點放在加害者責任,而且不僅是加害者,更要檢視加害的社會結構,包含加害者、受害者,還包含在旁起鬨的觀眾,以及對暴力事實視而不見的遠觀者。

社群的反應,是牽制行動者的關鍵;袖手旁觀的沉默大多數,是暴力結構不可或缺的一環。而為何人們會對霸凌視而不見?並非只是無法辨識問題的存在,而是對他人的冷漠、擔心自己受害、對強勢者的順從、對團體的從眾心態。因此,要降低霸凌問題,必須從社會結構切入,尤其必須從「公民權責」教育著手,讓具公共責任意識的公民,成為建立文明社會的基礎。

台灣對於職場霸凌問題的防制,始於勞動部在2013年大幅修訂「勞工安全衛生法」,更名為「職業安全衛生法」,增訂雇主促進勞工身心健康之義務,其中包括「勞工執行職務時,遭不法侵害造成身體或精神之傷害」之預防。此法並給予勞工申訴之法源依據。然而實際職場狀況與法規制度的功效,仍缺乏實證研究。

Literature review on “Workplace bullying in Taiwan”

l   Pai, H. C., & Lee, S. (2011). Risk factors for workplace violence in clinical registered nurses in Taiw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0(9‐10), 1405-1412.

l   Yeh, C. W., & Wang, C. Y. (2014). The influence of workplace bullying to job stress in Taiwan. Economic World, 2(2), 92-99. ***

l   Hong, J. C., Chien-Hou, L., Hwang, M. Y., Hu, R. P., & Chen, Y. L. (2014). Positive affect predicting worker psychological response to cyber-bullying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in Northern Taiwa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0, 307-314.

l   Fang, L., Huang, S. H., & Fang, S. H. (2016). Workplace bullying among nurses in South Taiw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5(17-18), 2450-2456.

l   Wang, M. L., & Hsieh, Y. H. (2016). Do gender differences matter to workplace bullying?. Work, 53(3), 631-638.

l   Hsieh, Y. H., Wang, H. H., & Ma, S. C. (2019).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bullying, mental health and an intention to leave among nurse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32(2), 245-254.

l   Hsu, F. S., Liu, Y. A., & Tsaur, S. H. (2019). The impact of workplace bullying on hotel employees’ well-being: Do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friendship mat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l   Wu, S. H., & Wu, C. C. (2019). Bullying bystander reactions: A case study in the Taiwanese workplac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7(2), 191-207.

l   Ying-Ying, K. O., Yi, L. I. U., Chi-Jane, W. A. N. G., Hsiu-Yun, L. I. A. O., Yu-Mei, L. I. A. O., & Hsing-Mei, C. H. E. N. (2020). Determinants of workplace bullying typ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depression among female nurses.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28(3), e92.

l   Lu, Y. P., Lee, B. O., Liu, C. K., & Chueh, K. H. (2022). Exploring the workplace bullying of Indonesian caregive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19(8), 4909.

Literature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l   Power, J. L., Brotheridge, C. M., Blenkinsopp, J., Bowes-Sperry, L., Bozionelos, N., Buzády, Z., ... & Nnedumm, A. U. O. (2013). Acceptability of workplace bully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ix continent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6(3), 374-380.

 Literature on “academic bullying”

l   Schafferer, C., & Szanajda, A. (2013). Bully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Faculty Survey (THEF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ern Asia12(1), 81-93.

10月 16, 2022

再見啦白宮:回顧雲林水林的社區營養學研究

這部紀錄片,紀錄一段少為人知的公衛研究。

這個研究計畫的主持人,是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周田(Bacon Chow)博士。他的研究團隊透過「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NAMRU-2)與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等機構的協助,再加上美援經費,1967到1973年六年期間,於雲林縣水林鄉14個村落進行營養學研究。研究的目的,是在探討婦女懷孕期間的營養攝取,尤其是蛋白質攝取,對嬰幼兒身體發育與心智行為發展的影響。

影片的導演李建成老師在偶然的機緣下,發現自己的父親曾參與此研究,進而開始挖掘在地歷史。

這部紀錄片,紀錄導演挖掘這段歷史以及蒐集珍貴檔案資料的過程,也記錄過去工作者的回憶。

長輩們在五十年之後重聚,透過導演的穿針引線再度建立連結。影片中呈現了五十年前台灣農村的生活景象,也呈現半個世紀之後長輩們的真摯互動。導演鏡頭下的他們,圍繞在親情、友情與鄉愁,追憶過去共事的美好歲月。

從公衛發展史的觀點來看,這部紀錄片是個觸媒,可讓我們進一步探討更多有趣的公衛歷史議題。以下整理一些軸線:

1. 周田教授 (Prof. Bacon Field Chow)

研究計畫主持人周田,是台灣公衛界陌生的名字。根據網頁搜尋到的資料,周田1909年出生於中國福州,1925(16)前往美國就讀U of Illinois,為中國二十世紀前期的公費留美學生。他在1929(20)取得學士學位,在1932年以23歲年齡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36年率先分離出抗體,之後分離出腦下垂體賀爾蒙,在生化領域成就非凡。

周田教授曾在1930年代返回中國任職,1949年返回美國,成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學院生化研究領域的教授,為孕產婦與幼兒營養研究的專家。1952年,周田教授開始進行老鼠實驗,發現母鼠於懷孕期間的營養攝取狀況,會影響子代鼠的發育與行為發展。在幾年的評估後,他選定臺灣雲林水林地區進行社區研究。

周田教授在1973年九月於任內過世(63)。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檔案室有The Bacon Chow Collection專區,保存資料10箱,內容包含其專業與私人信件、研究筆記、研究資料、手稿、論文、照片、影音紀錄等等,而其中有很多資料與雲林水林的研究計畫有關。周田教授的一生、學術發展,以及為何前來台灣進行研究、與台灣學界的互動,應該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主題。

2.  雲林水林研究的倫理思考

周田教授的研究於1967年開始,為期6年,針對雲林14個村落中的懷孕婦女數百人,進行雙盲實驗對照研究法,實驗組給予高蛋白質飲品,對照組則給予口味一樣但不含蛋白質的飲品(安慰劑),並從婦女懷孕、生產,至幼兒21個月大的不同階段,進行各種測量,包括發展指標、生化檢體檢驗等等。研究進行期間,研究團隊招募了數十位台灣本地公衛護士擔任工作人員,研究計畫的負責人為翁義雄先生,之後移民至美國。

周田教授團隊在美援經費的支援下,在雲林水林興建新穎房舍,內部配置先進的設備設施,並用高於行情的薪資聘僱當地人。有幸進入美援機構任職的經理、工作人員與護理人員,不僅很滿意薪資與工作環境,也高度認同自己的工作,彼此間更建立緊密的人際連結,但他們可能並不瞭解這個研究計畫的樣貌。喝著營養品、被蒐集檢體、被觀察測量與記錄的孕婦與兒童們,既未被充分告知,更難以瞭解這個研究計畫的目的。

從當代學術倫理觀點來看,半個世紀之前的醫學與公衛研究有諸多問題。這是當時很普遍的現象。然而過了半個世紀之後,身歷其中的工作者與被研究者,似乎並未意識到自身權益在研究過程中受到侵犯。或許是好處多於弊端嗎?或許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3.  營養學研究與社會發展的連結

回顧五十年前這個由美國學者主導、資金雄厚且規模龐大的社區性研究,究竟與雲林社區產生什麼樣的連結?對台灣營養學研究或公衛政策,是否產生什麼影響?可注意到,在周田教授在雲林進行大規模營養學實驗研究的同時,台灣營養學重要前輩黃伯超教授,也在台大醫學院生化學科進行類似的研究,利用人體實驗,探討成人及嬰兒的蛋白質攝取需求。黃伯超教授團隊發表無數重要論文,培育人才,也為後來的國民營養政策提供實證基礎。美國學者與台灣學者之間不知處於怎樣的互動關係,這是令人好奇的另一軸線。

4.  史料

導演李建成老師為了拍攝這部紀錄片,四處蒐集史料,不僅大量採訪蒐集口述資料,更遠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檔案室,翻閱與蒐集相關資料。這部影片提供許多寶貴資料,讓我們有機會了解這段歷史,感謝導演的努力。

從導演搜尋資料的歷程也可發現,台灣對於這段曾經熱鬧非凡的社區性研究,幾乎未留下任何正式紀錄,反觀美國研究機構非常重視歷史,投入相當多的資源進行研究相關史料的整理與保存。

深切期盼台灣社會能更重視歷史,不論是學術研究或社會發展,都能留下更多紀錄,以讓現在與過去能產生更緊密的情感連結。


2022年10月16日公衛學會年會「再會啦白宮」影片放映會之後,導演李建成老師(左五)、營養學前輩邱清華教授(右七)與章樂綺博士(右六),時任公衛學會理事長的陳保中教授(右八)、陽明交大陳娟瑜教授(左三)與筆者(左四),合影於台大公衛學院201教室

參考資料:

  1. 紐約時報訃文Obituary https://www.nytimes.com/1973/09/28/archives/bacon-chow-63-e-biochemist-dies-professor-helped-to-isolate-first.html
  2.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https://medicalarchives.jhmi.edu/collection/bacon-chow-collection/
  3.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影片:Dr. Chow’s lottery, Metabolic Ward for Nutrition Research, Sui-Lin, Taiwan, 1969 (8:42) https://youtu.be/ohIx7ezL5C4
  4.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影片:A mother's diet and her baby's future / produced by Film Division, Naval Medical School, National Naval Medical Center, 1972 (23:13) https://youtu.be/a6_Ua0b5H6s

 

10月 09, 2022

赤地之戀 -- 張愛玲

撰寫本書時的張愛玲大概三十出頭,已從上海移居香港,本書於1954年出版後不久她就赴美,從此未再踏上中國土地。她在自述中強調,書裡描述的故事都是真事。這是有關暴力政治如何激發醜陋人性的故事,無數生命被踐踏羞辱,就在那片有著三千年歷史的北中國土地。故事悲傷,帶著很難以承受的黑暗。

1949101日中國建國,鎮壓反革命份子並展開土地改革;19506月韓戰爆發,同年10月中國派出志願軍加入韓戰;1951年底中共展開「三反」鬥爭;19537月,聯合國軍隊與北韓軍隊在板門店簽訂停戰協議。這是《赤地之戀》男主角經歷的時代場景。

故事從男主角從大學畢業投入土改工作開啟,先目睹驚心動魄的農村土改鬥爭,再到上海親身經歷三反時期的政治風暴,再到朝鮮半島參與韓戰,最後成為聯合國軍隊的戰俘停住。

這是我第一次閱讀張愛玲。她的文字非常細膩優美,帶著蒼涼的美感。不過張愛玲自己似乎很不滿意這部小說。這本書與同時期出版的《秧歌》一樣,由於受到美國新聞處經費支助,內容又牽涉許多政治褒貶,因而帶來許多政治上的爭議。

讀了小說後,又讀了楊澤主編的《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1999),裡面收錄台灣、美國與中國文學界學者寫的評論,其中陳芳明老師的評論很不錯。從博客來的簡體版書介發現,這本論文集在2003年以簡體字版出版時,王德威的評論被刪除了,因此特地找到電子版評論(連結如下)。《秧歌》與《赤地之戀》這兩本小說確實仍是中國當權者的禁書。

我認為文學作品不應被要求背負社會責任甚至民族責任,文學作品本身也沒有必要承擔歷史解釋的責任。張愛玲對於人性的深刻刻畫、對於壓抑結構的反抗,以及想要彰顯的個人自由,是最可貴的。唯有在完全自由的國度,才有自由的心靈。

其他

陳芳明. (1998). 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的撰寫. 中外文學, 27(6), 54-72.

王德威 (1997)。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現代中文文學學報》,1(1)27-45https://commons.ln.edu.hk/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3&context=jmlc

5月 10, 2022

貧窮的成因:《絕望者之歌》的觀點

如何解釋窮人的不幸處境?成因為何?這是JD Vance在他的暢銷回憶錄《鄉巴佬的輓歌》(Hillbilly Elegy,中譯:絕望者之歌)裡,提出的核心問題,而他對這個提問的回答是,窮人應該自我反省與自我培力,而不是怪罪別人或訴諸於社會不公。

雖然他同意全球化、產業外移與經濟不安全,加劇了美國窮人與貧窮社區的弱勢處境,但他在書裏明確指出,貧窮者缺乏自主管理的能力、不負責任、缺乏動力,而這些社會文化問題,在他看來,才是貧窮的主因。

Vance的自傳很精采,具體描述了美國白人窮人的生活困境。整體而言,我覺得這本書寫得很真摯感人,也很寫實,指出許多難解的社會問題。書中也提到很多健康問題,包括心理疾病、止痛藥濫用、藥癮,以及因為喝太多含糖的碳酸飲料mountian dew而導致的嚴重牙病。但從社會與健康觀點來看,我不完全同意他對於貧困與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分析。

Vance的分析,相當符合美國傳統的道德思想,也就是個人主義,將個人視為是自身命運的主人。在他看來,貧窮的原因是窮人心性狀況不佳,包括軟弱、缺乏動機、工作態度不佳、自暴自棄。他用「習得的無助」(learned hopelessness)來理解這種心態,並以貧困族群較為普遍的「不良童年經歷」(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來解釋這種現象,譬如小時候遭遇家暴、家庭衝突、貧窮、家長犯罪、使用毒品等等。他說,貧窮族群普遍缺乏「能動性」(agency),人們對自己的生活沒有控制感,沒辦法掌控自己的人生、缺乏動力,時常怪罪別人,包括政府。在他看來,這種心理狀態讓人們無法向上流動,而一再陷入悲慘的處境。

那麼,窮人該如何克服這些困境?他開出的處方是,提供關懷與愛、建立人格榜樣、提供良好的教育與指導、勤奮工作、強化家庭支持、強化個人責任感。這本自傳,也就是他自己,就是一個範例。以上,我也同意,但我比較不認同的是,作者不認為公共政策可以改變窮人的處境。在他看來,貧窮和貧困社區的社會衰敗,比較是社會文化面向的問題,他認為公共政策難以幫助窮人,因此也認為民眾不應一味地指責政府(包括歐巴馬政府)。

但我認為,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他那樣心智能力堅強,不平等的社會,並不只是個人問題,而是牽涉許多社會結構與權力不平等問題。例如mountain dew導致的牙病,是基礎建設不足(汽水比乾淨的飲用水還便宜)與產業利益(百事可樂公司傾銷)糾葛的問題;例如止痛劑濫用,衍生的成癮與毒品問題,更是藥廠、醫藥界與政府缺乏管制下的產物。貧窮者身受其害,卻又被譴責,很不公平。

搜尋了幾篇評論和書評。Flaskerud這篇評論很不錯。她是UCLA護理學教授,屬社會人類學背景。她反對Vance的觀點,並引用Zuberi (2006)的書,指出良好的福利政策和社會保護政策,對勞動者的健康福祉非常重要。她並引用「文化生態理論」(Cultural Ecology Theory)來解釋文化觀(價值觀、信仰、態度、行為、道德、倫理、意識形態),認為人們的文化觀,其實受到底層的經濟結構(經濟機會、權力差異、資源等)與中層的社會結構(社會地位、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家庭結構、社會網絡)的影響。她認為,經濟基礎很重要,要回應貧窮問題,必須先改變社會經濟結構,才有可能改變上層的文化或信念體系。這篇評論很值得參考。

Flaskerud, J. H. (2019). American Values, Social Policy, Health and Well-Being.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40(5), 452-455 


研究的技藝:研究、閱讀與寫作 (鄭雅文整理)

Craft of Research是經典書籍,歷久彌新。英文很好讀,網路可以找到電子版。 以下融合三個參考文獻(見下)作簡要介紹。 1         前言 為什麼不能僅止於廣博求知,而還要主動提問並進行研究?研究的價值為何?研究工作時常會遭遇困境,且需要龐大耐力與耐性,因此在投...